唐哥生肖属马，却不见得有马的刚烈或温驯，那脾性，实在似一个孩子。
常言说得好，人生历事，包括婚丧嫁娶、交朋结友之类，全在于宿命。而我的宿命，或许注定了是要结识唐哥的。
我与唐哥的相识，是在8年前的那个仲秋。我打电话约电台的一位编辑，电话那头的声音却很陌生，说我要找的那位去街上办事了，不妨待会儿。接着，这个陌生声音问起了我的姓名，有什么事，我一一作了回答。然后，我们就聊开了，不觉17分钟过去，我才将电话挂断。之后不久，我去电台编辑部领取稿费，见到编辑部的七八位老师，竟一时紧张，手足无措，额头汗涔涔的，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编辑似乎看出了我的窘态，就说：“坐，坐哟，随便点儿。你就是通讯员黄晓宇?”“啊，是……是!”是恭敬，也是腼腆，我有些语无伦次。言谈间，我知道他是刚考进电台不久的记者，姓唐——这正是上次那个在电话那端让我支出了17元话费的人!
自此，我们开始了那种编辑与通讯员之间的沟通往来。我诚惶诚恐地尊之为“老师”。可他完全没有老师的应有的严肃，说话总是伴随着“嘿嘿嘿嘿”的笑声。虽不是那种“大笑”，却显得更为开心，音质爽朗而浑厚，一个正经八百的男中音。而且也总是笑笑的，甚至在诉说自己五岁丧父、童年如何苦涩时也依旧发出了嘿嘿的笑声。听着他的讲述，我笑不出声，鼻子酸酸的。但我分明听得出，那笑声是会心的，没有半点做作的份儿!
我已经不记得是啥时开始没大没小地称其为“唐哥”的，但我知道，是他没大没小让我“看亲”了他。况且，他嘴巴没有遮拦，更使我觉得他没有一个记者的“庄重模样儿”。凭我同他这七八年来的交往片段，似乎不难肯定，大凡他心头所想，几乎全能在唇齿之间得到印证。对我，他鼓励的言辞很少，批点的话是常有的，比如，说我文章臭呀，缺乏自信呀，胡茬浓黑也不刮呀，头发凌乱不梳呀，衬衣领子起了污渍呀……他的直言，弄得我脸烧如炭，尴尬不已。但唐哥似乎决然不会顾及我的感受，只管说他自己的。慢慢地，我也习惯了，不再脸红，只是对着他硬硬地笑。
他的这个“不藏性”的怪脾气，对朋友也不打紧，却不免有时就触怒了上司，他也因此吃了一些苦头。记得2000年6月，他去南城一家发廊调查采访，老板不但不配合，反而还雄起，扑过来要夺相机。结果，老板毕竟拗不过唐哥，还是将那“Y发廊”的“Y”字曝了个底朝天。曝光的第二天早晨，一个电话就打到了唐哥的办公室，电话里，领导劈头盖脸就训开了：“你数数，这样的发廊全城有多少家?你曝光管得过来?!……作为记者，你要以正面宣传报道为主，不要给单位找麻烦，也不要给自己找麻烦!”唐哥据理力争：“扫黄打非难道就不应该?!各级领导大会小会都强调，也是法律赋予记者的监督职责，我能管多少是多少!”那头一时语噎，突然，“啪”地就挂了电话，唐哥木木地坐在电话机旁。后果可想而知。可唐哥无所谓，他嘿嘿地骂了几声后，就又是那个唐哥了。
从唐哥嘿嘿的笑声里，从他的脸上和眼神中，我似乎永远读不出属于他的悲苦。直到有一天，我要了他所有的获奖作品拜读后，我才目睹了他作品中身为记者全貌的基本构架，也才明白了他那近乎高蹈的忧郁之思——社会责任感。李白曾感慨：“古来圣贤皆寂寞”。平心而论，唐哥还远远谈不上“圣贤”，但我不难看出一个底层平民记者的寂寞与无奈，却又远远超出了一般。
同样，生活中的唐哥有妻子、孩子、老母以及兄弟姊妹，家庭琐屑之事他不得不管。积郁于心，久之却不可发之于外。最近，他只对我吐了一句：“兄弟，我的精神几乎都快要崩溃了啊……”我顿生同情：“唐哥，你可要挺住啊!”
可不平的是，孩子脾性的你，怎么会将自己的苦埋藏得那么深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