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女作家陶丽群，壮族，1978年出生，中国作协会员，现供职于百色学院。2007年开始小说创作，有小说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等转载，并有小说入选多种版本年选及排行榜。曾经创作短篇小说《母亲的岛》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新华文摘》等转载，并入选漓江版《2015中国年度短篇小说》。曾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广西文艺铜鼓奖、广西壮族文学奖、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山花奖、《广西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民族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年度优秀作品奖、《安徽文学》年度优秀作品奖，百花文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芙蓉双年榜上榜作品等。
陶丽群是广西非常出色的少数民族作家，功力非凡。她善于在平淡的乡村日常中发现那些常被遮蔽的人性图景，同时又让读者沉迷在她营造的氛围中，与她一道见证桂西南农村的人伦结构与精神风貌。在《插秧季》(原载《民族文学》2025年第3期，《小说选刊》2025年第4期、《长江文艺·好小说》2025年第4期转发)中，作家陶丽群也对农事物理把握得非常到位，尤其是对边地“双抢”的描写着实令人惊叹。《插秧季》通过到南岸的插秧农事活动，客观深刻地反映了农村女性的人性美、人情美和劳动美。浙江大学文学博士王迅进行了评论，“在农事书写中重审乡村伦理”。
从客观条件看，农事活动的发生与地理地貌和气候环境密切相关。陶丽群在中篇小说《插秧季》开篇就不厌其烦地介绍南屏村的地理结构和自然环境，为其农事的展开建构事理逻辑。南屏被右江一分为二，两岸地形地貌差异颇大。南岸是平原地带，田地丰茂，村民相对富足，而北岸山多地少，耕种面积非常有限。这种地理布局影响着当地人的生产生活与社会伦理。南岸的人因物产丰富而瞧不上北岸的人，而北岸女子以嫁到南岸为荣。北岸的人为了生存生活，就到外地打工挣钱。正好，南岸人少地多，缺少劳动力，可以容纳来自北岸的剩余劳动力。这种划分在当地是心照不宣的。这部小说着眼于南北岸有别的地理位置及文化，讲述了北岸四位年轻女性到南岸插秧的打工故事。插秧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农事活动，“双抢”又是农村生产中最繁忙的生产节点。因此，相比乡村政治经济变革的描绘，关于插秧劳作的描写更能展现女性更为本色本真的审美。
通过《插秧季》的描写，我们发现两点八月是真正的插秧季：一是南北岸人口与农田分布有明显的差异，二是农事节令是农村约定俗成的农事活动，在这个节点南北两岸的人都要下田劳作，田野人影憧憧，因为农事节令不等人，特别是稻农要赶在农历七月十五到来之前把秧插完。在广西，鬼节非常受重视，因为它不仅是关乎民俗，也关乎气候。就农耕而言，气候是农作物生长的重要条件。农民在炎热的八月，感受到的是炎热，渴盼凉秋到来，但以土壤和气温作为生长首要条件的农作物则对季候变化要敏感得多，甚至能感知早晚的温差和日照的长短最细微的变化，农民要依循时令变化而完成每一阶段的农事生活。特别是晚稻季从翻田到播种，要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走，早一天晚一天都会影响秧苗的抽叶数量和稻穗的产量。由此，在南岸人力少而田地多的背景下，来自北岸的插秧客群体便应运而生。
陶丽群就像一个妇女到农村田间地头实地经历过插秧过程一样，农事细节描写极为到位。陶丽群不仅对插秧的时节、装备、气候甚至插秧客的挑选、组合形式、酬金分配都很清楚，写起来驾轻就熟写得非常流畅。她的叙事让我们感受到桂西南浓郁的乡土气息。我们看到，插秧客虽然受雇于田主，但并非个体行为，而是以团队作战的形式合作的。由于天气炎热，早晚凉快凉爽，插秧客都要每天凌晨四点就到田间劳作，无论风雨，也不能半途停歇，我们在小说中看到，插秧客即使生病即使受伤也不能停工。否则，插秧速度太慢，就是偷懒行为，就会被雇主看成是磨洋工，就会不被雇主喜爱的，下年就可能不再雇你。金达嫂对慧嫂团队之所以热情相待，很大程度上在于慧嫂团队做工踏实，没有偷懒行为。尽管“我”年轻但在农村毕竟是“嫩仔”，水清婶有孕在身，芳姐又刚好碰上生理期，可能影响插秧速度，但慧嫂是老手，不仅自己做工神速，还能把握时间节点，打好团体战和配合战，可见慧嫂团队同心协力精诚合作，是农村农事中的一个优秀团队。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晚稻种植流程中，插秧是妇女的主战场，而耙田则非男人莫属，不仅需要强悍的体力和耐心作支撑，更重要的是有能力驾驭桀骜不驯的耕牛。小说中金达爸受伤后，金达嫂与慧嫂合作代替他耙田，凸显了农村妇女灵活干练的作风。插秧客劳作之际，女主人在家要忙活饭菜。进餐时，饭菜主客分开，尽管各自都无约束，但也井然有序。在整个插秧季，我们看到了中国乡村特有的交际模式及其包含的“人情味”。从劳动合作形式来看，主雇之间的合作有不成文的行事规则，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就有了硬性要求，但同时又相对松散，兼及乡村社会的人情伦理，突显了传统农耕文化本色。在我看来，《插秧季》通过插秧季的农事劳动，表现了农村女性的人性美、人情美，展现了乡村劳动人民的劳动美。
优秀小说归根到底在于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小说优秀就优秀在塑造了优秀艺术形象。《插秧季》中是“四人组合”，慧嫂、芳姐、水清婶和“我”，都是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她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家庭，有各自的烦恼和苦楚，但综合起来看，构成了桂西南农村妇女的整体生存图景。从叙事线索来看，一方面是客观化的农事描写，近距离透视以水稻文化为根基的当代农业生产模式;另一方面是人事书写，通过秧苗种植过程中社会组织运作来探究人情伦理，挖掘出人性内涵。在艺术形式上，陶丽群着力在人物之间的对话中展现了女性的生存现实与个性特征。女性之间的家长里短和互相打趣是推动小说叙事的原动力。如果没有这种打趣或自嘲式的聊天，插秧必定是机械乏味的生产劳作，如同现代工厂车间的流水线。从叙事机制来看，这种诙谐甚至略显低俗的打情骂俏，恰好是桂西南农村妇女最本真的日常生活化，因此也成为陶丽群农事书写的重要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相较于陶丽群此前作品，《插秧季》是更显出农村烟火味和世俗气的乡土小说。
笔者虽然不是南方人，但也生活在北方的“米粮川”。当地有谚语“金雕鹅银赵川，比不上后城的米粮川”，后城是北方的产粮区，但后来为了保证给北京供水，多年前就禁止了种稻农事。所谓的插秧等农事活动，秋闻稻谷飘香行为，只能在梦中出现了，只能在回忆中出现了。但我们应该承认，种稻插秧是繁重的体力劳动，并不是轻松的劳动，特别是种稻农事中的插秧拔草经常浇地更缺少诗情画意。如作者所言插秧是在“恶劣的劳动环境之下，展示了一种粗粝的生命色调。”当然，陶丽群对生活残酷的正视，意在表现农村妇女负重而坚韧的生命力。而苦难环境中的人性之光是“最动人的”，“是平淡无奇的农村生产生活中的一抹亮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