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月26日，河南省沈丘县李老庄乡卢庄村哀乐低回，呜声阵阵，全村被笼罩在一片悲痛之中，附近的村民自发地来到卢庄，参加一位87岁老人的葬礼。一些县乡领导参加了追悼会。聂荣臻元帅、肖华将军、杨成武将军送来花圈。解放军总参谋部原顾问、参加宁都起义的孙毅将军亲自为其撰写碑文。
逝者为何人?他的葬礼何以如此隆重?这要从老人不平凡的一生说起。
投笔从戎，依然走上革命路
逝者名叫卢子美，1898年2月16日出生在沈丘县李老庄乡卢庄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卢子美的父母没什么文化，却懂得“读书能改变命运”的道理，为了让孩子能够接受教育，即使家中缺吃少穿，还是拼命供卢子美读书。卢子美一直读了九年私塾，成为村里文化水平最高的年轻人。
上世纪初，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军阀割据，土匪猖獗，民不聊生。为了实现报效祖国的远大理想，1922年，卢子美满怀一腔热血到西北军冯玉祥部当兵。由于有一定文化，并且勤奋刻苦，在部队里成长很快，先后担任班长、排长、机枪连长等职。1930年10月，冯玉祥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兵败后下野，其部被蒋介石收编为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第二十六路军调到江西宁都驻防，卢子美任该军八十旅的一个连长。这一年，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蒋介石不是集中力量对日作战，而是采取了“攘外必须安内”的“剿共”政策。卢子美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应团结一心共同抵御外侮，不能枪口对准中国人，因而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十分不满，经常鼓动一些士兵闹事。一次，卢子美因袒护一个开小差的士兵，被团长王天顺打成重伤。已参加共产党的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得知后，特意来到卢子美的连队察看。在与卢子美的交谈中，赵博生了解到卢子美出身贫寒且有正义感，产生了发展他为共产党员的想法。临走，赵博生嘱咐卢子美安心静养，争取早日康复。一个星期后，赵博生又一次来看望卢子美，两人家事、国事无话不谈。赵博生说：“蒋介石的政策不得民心，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一席话，正说到卢子美的心坎里。卢子美问：“共产党这么好，咱们上哪里去找呢?”赵博生压低声音说：“这不难，我就是共产党员。”卢子美大为惊喜，小声问：“我能参加共产党吗?”赵博生答道：“当然可以。”之后，赵博生把卢子美的情况向二十六路军地下党特别支部书记刘振亚、组织委员袁血卒进行了汇报。经特别党支部研究，决定由赵博生、袁血卒作为卢子美的入党介绍人，介绍卢子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由赵博生组织实施。1931年7月的一天傍晚，赵博生带着卢子美在一个山沟里秘密举行了入党宣誓。
1931年12月初，隐蔽在二十六路军共产党员的关系落入国民党手中，国民党南昌行营命令立即逮捕该部的共产党员，情况万分紧急。刘振亚、袁血卒等同志立即与赵博生秘密策划，并与红军取得联系之后，决定趁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和第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不在部队的时机，于1931年2月14日举行起义，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宁都暴动”。起义前，卢子美担负赵博生总参谋长与各旅之间的联络工作。起义时，卢子美带领全连把守宁都县南关要害之地，为成功暴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南门外的梅江沙滩，就是起义官兵的集合地，一万七千多名官兵，携带二万多件武器，就是从这里出发奔向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出生入死，身经百战建奇功
起义部队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原国民革命军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中央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卢子美任第五军团十三军九师二十七团团长。1933年9月3日，又调任少共国际师四十五团团长。此间，卢子美率部参加了赣州、彰州、龙岩、顺昌、水口、南雄、黄狮渡、黄陂、东陂、石城等战役。在南雄战役中，卢子美奉命率团阻击国民党一个重装师，由于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后来身负重伤，仍坚持指挥战斗。经过近两天的苦战，终于完成了阻击任务。1934年4月28日，苏区北部的重要门户广昌县被敌占领，红都瑞金北部就剩下石城这最后一道“屏障”。为迟滞国民党军队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域的进犯，卢子美奉命在石城北部设防阻敌。在他的率领下，全团将士奋不顾身，英勇作战，有效地控制了国民党军队向南推进的速度，与其他参战部队一起用鲜血和生命保障了中央机关和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的安全集结与转移。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主力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性转移，于1934年10月6日开始长征，先后突破了信丰、粤北、湖南、湘江四道封锁线，于1935年1月到达遵义。其中的湘江战役，堪称红军史上最为惨烈的一仗，蒋介石派三十多万大军进行围追堵截，中央红军只有七八万人，战斗中牺牲过半，少共国际师仅剩下三四百人。卢子美率团以极大的牺牲参与掩护主力渡江，为粉碎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战略意图作出了重大贡献。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整编，卢子美团与第一军团第二师红四团合并，原红四团长耿飚调一师任参谋长，卢子美接任团长，杨成武任政委。红四团是红军长征的开路先锋，卢子美、杨成武率团参加了“四渡赤水”、“南渡乌江”、“抢渡金沙江”、“飞夺泸定桥”等战斗。特别是“飞夺泸定桥”，更是打出了红军贯颐奋戟、不怕牺牲的英勇气概。1935年5月25日，红军抢渡大渡河后，为加快全军渡河速度，卢子美奉命率团于5月29日抢占泸定桥，全团官兵在二十四小时内赶了二百四十里山路，于5月29日凌晨到达泸定桥右岸桥头。此时的泸定桥，被拆得只剩下几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对岸有敌人重兵把守，并且用密集的火力封锁着桥面。卢子美和杨成武决定先在二营二连挑选二十二名英雄，组成夺桥突击队，每个队员都配备短枪、手榴弹。当日下午四时左右，他们在桥边现场指挥，全团的司号员集中在桥头附近吹起了冲锋号，顿时，机关枪、迫击炮、手榴弹的爆炸声和呐喊声震天动地，展开了夺桥大战。突击队员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和熊熊烈火，顺着铁索匍匐前进，后面的红军战士紧随其后放置着木板。经过约二个小时的激战，一举攻占左岸桥头堡，并乘胜占领泸定城，创造了誉满中外的杰出战例，保证了中央红军6月2日全部渡过大渡河。
1935年6月初，卢子美率团随中央红军翻越夹金山，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懋功县达维附近胜利会师。由于伤亡严重，红军再次进行改编，卢子美调任红一师二团任团长兼参谋长。
虎口逃生，辗转返乡闹革命
红军再次改编之后，卢子美率领全团将士在荒山野岭露宿。由于人生地不熟，卢子美于一天夜里带领两名战士去附近村里找向导，并了解敌情，不料在返回路上被敌军的便衣队围截，展开枪战。由于敌众我寡，经过激烈战斗，两名战士中弹牺牲，卢子美也弹尽被俘。当时红军干部的服装与战士一样，卢子美灰头土脸的，敌人看他也不像个当官的样，视他为一般俘虏兵，让他在厨房里干活。卢子美又挑水，又劈柴，又烧锅，装傻充愣，极力伪装自己。如果暴露了身份，敌人知道抓住了一个红军团长，不仅卢子美性命难保，必将在当地引起巨大的轰动。很快一个多月过去了，有一天卢子美趁敌人不注意，侥幸逃了出来。但此时，红军已北上走远，卢子美根本找不到红军的踪影，无奈之下，只好辗转回到河南沈丘老家。
卢子美返乡后，心里时刻思念部队里的战友和首长，多次打听中央红军处于何处，但由于乡村消息闭塞，都无果而终。
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红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卢子美听说后，就带着三弟卢子华一起北上寻找革命队伍。因为经济拮据，他们边打工、边寻找。来到洛阳时，卢子美遇到了他在西北军时的旧友朱斌，此时朱斌已经是国民党军队的副师长，他劝卢子美：“你和你的弟弟都留下吧，我不会亏待你们的。”卢子美却婉言谢绝了，因为他坚持要寻找红军。当他们要过黄河的时候，却发现黄河渡口已被日军严密封锁，卢子美只好返回家乡。1940年，卢子美又去大别山寻找革命队伍，因抗战期间我军转战频繁未能如愿。1942年，卢子美再去湘西寻找，不料，跟随他去的一个侄子遭遇日军飞机轰炸身亡，他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再次返乡。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途经沈丘，卢子美抱着满心的希望，见到当兵的就问，但还是没问到自己熟悉的部队和战友。
既然找不到自己的部队，不能在战场上杀敌，卢子美就在家发动群众，进行革命斗争。他在贫苦农民中秘密宣传党的政策，讲红军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故事，培养了李学田、卢子香和儿子卢纪云等一批进步青年。1947年，卢子美担任了刘堂村村长。1948年建立乡政权时，由于卢子美对敌斗争坚决，表现突出，当选为刘堂乡第一任乡长，并担任了刘庄店区民兵大队大队长。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很猖獗，与红色政权形成拉锯状态，卢子美冒着生命危险，带领群众开展剿匪反霸，不仅抄出了一个地主家六十多条枪支，还镇压了一些反动分子。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卢子美担任了沈丘县担架队队长，带领一二千余名民工支前。特别是解放军渡长江的时候，他率领担架队随部队行军二百余里，部队首长奖给沈丘支前民工队两挺机枪、七十条步枪。1951年，为支持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他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变卖一些物品，捐出七百多元。
1952年，卢子美腿部旧伤复发，加上年老体弱，经组织批准离职休养，享受供给制。离职后，他仍积极为党工作。在农业合作社运动中，他积极动员群众入社，还拿出个人的五百元退职金和医疗费为集体购买大牲畜，自荐担任饲养员。1965年，村里办小学，青壮年文化人少，六十多岁的卢子美接受了培养下一代的任务，当起了民办教师。
深藏功名，红军身份终确认
卢子美在家乡继续参加革命工作后，便向刘庄店区委书记成允等汇报了自己当红军的经历，恳求恢复党籍。县、区委领导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复杂，恢复党籍事关重大，答复待以后查证，事情遂搁置下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卢子美心想：宁都起义和长征时的许多首长和战友都不在了，一些健在的人也可能不记得自己了，逐渐放弃了证明自己红军身份的念头。同时，他也从未向亲友和村民谈过自己当过红军团长的经历，一直在沈丘农村老家默默无闻地生活着。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卢子美因当过国民党的兵、历史问题不清遭到错误批判，家人也受到牵连。卢子美一肚子委屈，也不敢说出自己当红军团长的事，因为说出来，没有证人，没人会相信，而且还会召来更大的麻烦和打击。
1979年，党中央开始纠正冤假错案，卢子美深感自己的历史必须澄清了，不能再背“黑锅”了，决定向组织申诉，找红军老战友证明。其女卢湘云按照卢子美的讲述写出申诉材料，分别寄给中央军委、国家民政部等单位。1979年8月，卢子美得知肖华将军在兰州军区任政委，便鼓起勇气，在女儿的陪同下，前去拜访这位红军时期的老上级。肖华将军与卢子美之间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有着深厚的革命友谊。卢子美任少共国际师四十五团团长时，肖华是少共国际师政委，卢子美任第一军团第二师红四团团长时，肖华担任第一军团组织部长、二师政委。卢子美率团参加的许多战斗，很多是在肖华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卢子美来到兰州军区，见到了肖华将军，肖华将军紧紧握着卢子美的手，激动地说：“我找你找了几十年，没想到你还活着!”二人相谈甚欢。然后，肖华将军安排卢子美到军区医院全面检查身体，又送给卢子美衣服、书籍和路费。根据卢子美的诉求，肖华将军先后给河南省委领导、河南省民政厅、周口地委统战部、沈丘县委写信，证明卢子美的红军历史，建议尽快解决卢子美的问题。1982年3月6日，肖华将军在给周口地委统战部的信中写道：“关于芦(卢)子美的革命经历，我以前曾两次寄函证明……鉴于芦(卢)子美同志上述革命经历，加之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做了不少支前工作，所以我认为，应该承认他的革命历史，并根据有关政策规定，按退休红军待遇予以照顾。”杨成武将军接到卢子美的信后，也回信为他当红军团长作证，并寄来了自己写的回忆录《忆长征》一书。聂荣臻元帅在《忆长征》的序言中写道：“本书所描述的红四团，是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第二师的一个团，该团在长征途中先后由耿飚、卢子美、王开湘同志任团长，杨成武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尤其在“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重大战斗和行动中，任务完成得很好……”同时，聂荣臻元帅也很关心卢子美，不仅给周口地委统战部打了电话，还委派国家民政部原副部长袁血卒前来探望。袁血卒是卢子美的入党介绍人，对卢子美的历史再清楚不过。1982年，他专程来到沈丘看望卢子美，二人相见，相互拥抱，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有许多说不完的话语。
后经多方调查核实，1982年4月，卢子美被确认为“在乡红军”，增补为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1983年9月恢复党籍，不久后被河南省委组织部批准为“在乡红军团长”。现在，卢子美故居已成为“红色革命教育基地”，被列为“周口市文物保护单位”。
昔日沙场上，卢子美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屡建奇功，用热血青春诠释革命战士的赤胆忠心;在和平时期，他又深藏功名、淡泊名利，默默无闻地奉献，永远保持革命本色。卢子美的丰功伟绩，将彪炳千秋;卢子美的革命精神，将与世永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