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墟之上》是刘星元老师写的一篇散文，收录于他的散文集《小城的年轮》，这篇散文获第五届“三毛散文奖”单篇散文新锐作家奖。文章主要描述了一座县城的城中村，拆迁后的存在状态和由此引发的情感反应。废墟之上，曾经是人们世世代代生存繁衍的地方，却因为拆迁而变得一片荒芜，萧条冷落。文章描述的内容引起了我的共鸣与遐思……
01
2024年春，自治区十个全覆盖的头一年，乡政府与我们三个自然村的拆迁户签订了拆迁协议，哈彦忽洞村和我所在的下苏吉村暂不拆迁，作为建设用地的上苏吉村的拆迁工作就开始了。这样一来，仅与上苏吉村一墙之隔的我们村，把能凑合住人的仓房和外出打工人的闲置房倒腾出来，提供给上苏吉拆迁户暂住，安置不下的去了哈彦忽洞村。
正如刘星元老师在《废墟之上》开头所描述的：“拆迁是迅速的。仿佛一夜之间，这座县城的躯体上就凭空出现了那么多大小不一、形状不同的疤痕，它们坦然横亘于大地之上，似乎是在以新的身份排拒着什么，也似乎是在以旧的名义祭奠着什么。”
除几户暂时的“钉子户”，其余的屋顶被挑，墙推倒。拆下的砖瓦椽檩，仍归屋主，让各家各户在限定时日内倒腾利索。与城镇重建的“遥遥无期”相比，新农村建设指日可待。“巴掌大”的一块地方，施工方很快就达起临时食堂、住所，接通建设用水用电的设施;有的村民提前为老人或自己备下棺材，施工方还非常人性化地盖了棺材房。建筑图纸早已绘成，新村的占地面积、房屋布局、道路分布、公共设施，甚至连公共厕所都在标注施工图纸上。
开春动工，秋后落成，一𠆤美丽宜居的村庄在废墟上拔地而起，命名为苏吉新村。东西长一公里，一百多户，每户配0.9亩的院落。房子是按双联体结构建起的，每套房子的前对面配一间20平米的仓房，称之为东户、西户，整体布局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平展展的水泥路，健身广场、文化室、垃圾箱等配套设施应有尽有，九曲阵的建设，更是周围村少有的配套。进入冬季，上苏吉的拆迁户在没有对房屋进行装修，或简单装修的情况下，陆陆续续搬进新居。
哈彦忽洞村离之较远，本文不多叙述。自新宅落成，我们旧村已严重影响了新农村的村容、村貌，“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如疾在身，不除不愈”。第二年，村委会以绿化废墟的美好愿景为“托词”，督促我们村的人们尽快搬迁。况且建房前已与乡政府签订了协议，一套新宅作价25000元，拆迁户一次性交齐。拆房补偿款在房屋拆除后分期付清，拆款根据原房屋建筑面积及结构各不相同，有的近万元。在新宅和补偿款的诱惑与驱使下，人们着手装修房屋。拆迁是搬几户拆几户，我搬家时，两三个仓房堆得满满的。犁、耧、耙、耱，套樱子、枷板子、嚼子等等，这些农具虽然农展馆都有，但回收的可能性很小，且不值钱极少部分可按废铁处理。还有不少泥瓮、水缸，如果都拉到新居，既没有摆放的地方，也没多少东西可放。此外那些旧衣裳、旧鞋子，堆放在墙角，虽不破但永远不穿。权衡再三，一狠二狠，就拉了粮食、米面、煤、铁器和一些适用的东西，其余的都埋于废墟。椽檩拉在院里，细椽锯断烧了火;棚圈是彩钢做的，粗椽和檩条无用武之地，到现在还摞在那里。
我们村的拆迁工作历时两年，二十多户先后都装修好房子，搬进了新居，外出打工不要(买)房子的，领了拆房补偿款(同样结构比买房的多三倍)。村庄从此消失，成为推平的废墟。
刘星元老师对废墟的存在是这样描述的：“在城市改造者眼中，分布于这座城市的任意一处废墟，它们的存在是暂时的，即使就这么搁置三年两载，它们的存在终究是一种过渡状态，并非常态——常态是原来的旧，常态是未来的新，至于处于中间位置的废墟，它可以忽略不计。终有一天……”
我不说城镇。就农村而言，更确切地说对于我们村这处废墟，似乎成了永久的常态。废墟上植树不仅改善了环境，也象征着重生和希望。然而十多年过去了，这只是个构想，乐观地说是未实施的一个项目。推平的废墟还是废墟，除了荒凉仍是荒凉。走上废墟，到处都是砖石瓦砾，一不小心就会绊倒。有一次我在废墟上赶羊，脚被绷仰层的铁丝套住，杵(摔)了个大马趴，哭笑不得。
废墟上毫无景象可言。唯一可见的景象就是依然存在的鼠洞和自由出没的老鼠。我就闹不机迷(清楚)，这些老鼠到底囤了多少粮食，大概吃完了吧?可它们既不迈进新村，又不走向田间，仍固执地住在废墟，竟然一个个吃得膘肥体壮、油光水滑。一看到这些恶心的玩艺儿，就不由自主地打冷颤。“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就在新农村建起的第六个年头，2020年夏的某一个晚上，上苏吉的一位羊倌突发疾病死亡。旗疾控中心正雇佣附近村民，在村北划定的鼠疫区灭鼠，得知消息后，取了病样连夜送往包头市，并将尸体包裹拉至百灵庙镇。凌晨，自治区、包头市疾控中心鼻咽拭子PCR拭子核酸检测呈阳性，后经市区两级医疗组会诊为肠型鼠疫。
疫情发生后，自治区党委、政府，包头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达茂旗委书记、旗长亲临指导。第二天，新村就被封锁了，一度成为当时的“武汉”。由旗、乡、村组成的医疗队进驻新村，每天定时给村民做两次核酸检测。各路口站两名特警，不让人们下地干活。牛羊不得出坡，由政府分发饲草。一辆消毒车不停地在街道上喷洒。鼠疫区村外围的灭鼠工作由石宝铁矿主动承担;全体村民在村主任的带领下，穿上分发的蚤袜，戴上口罩，在新村和我们村的废墟上展开“大规模”的灭鼠。老鼠和它们身上的跳蚤是鼠疫传播的罪魁祸首，可怜那些替罪的猫描狗狗全被政府统一猎杀。从封锁到解封短短十二天，灭了十二天鼠，好似过去半年，现在想来犹如一场恶梦!可那该死的老鼠，还是赶不尽，杀不绝……
02
废墟西约一里地有一座小山丘，依小山丘的南面、东面还有一处地方，那是父辈们营造的窝——茅庵土屋。在废墟尚未成为废墟时，或者说在没读刘星元老师《废墟之上》前，我从不把他当废墟。我的童年、少年，读中学的假期一直生活在这里，关于他的记忆，始终无法从我脑海中抹去。
小村庄的门前有一条小溪，小溪南的平展处是大场面、小场面和饲养院。那个时候的春天没有现在冷，“七九河开，八九雁来”，小溪的水开始融化。不到清明，白天，饲养院的牲畜出去干活的，上山吃草的，只剩下空荡荡的棚圈和草料房，傍晚才能听到牲畜归来的蹄声。于是一年四季除了冬季，我们这些孩子就有了尽情玩耍的天地，凿铁、打钢、踢键子，在小溪耍水，场面里跳高、跳远、跑蹦子(赛跑)，马厩内唱戏、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乐此不疲。也曾有过心爱的玩具，布娃娃、铁环、西洋镜(万花筒)等等，手持由自行车链等自制的洋火枪，我们满村疯跑，常常遭到大人的打骂。
大人们也有两杆“枪”，都是烟枪。一种由铜锅子、木头杆、玉嘴子组成，叫烟袋，另一种用羊大腿和打过的子弹制作，大头安铜帽(弹壳)，小头安弹头，就叫羊腿。我们这儿很少抽水烟，抽的是旱烟，大都是自己种的小兰花，偶尔抽点外地烟叶子。在外劳动吸烟袋，在家抽羊腿。
武叔不是饲养员，但常年住在饲养室，这是因为他就一间房，给了成家的儿子，他就来到饲养室。武叔是抽烟的人，他不捣烟茎，加之小兰花潮湿，揉不碎，羊腿装填松散，点烟时部分烟叶撒在炕上、灯上，一吸烧舌头不说，鼻脑内一股煤油味，还吹不尽烟灰。他添油时常常溢出，吹不掉撒在灯上的烟叶子，也不处理，有时就哄着了火，得赶紧用水浇，否则引发煤油灯爆炸那可不得了。后来武叔不甚用羊腿抽，就拿烟袋抽。
李二大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饲养员有分工，他的营生是放夜牲口、喂牲口、出圈(清理粪便)。出圈是项脏累的活儿，乏了，他就进饲养室歇一歇，抽会儿烟，不抽武叔随便放在炕上的烟，也不用武叔的羊腿。他圪桥(坐)在炕沿边，把武叔的灯点着，煤油是生产队的，因为饲养室又兼队部，经常在此召开队委会或社员大会。然后他从怀中取出羊腿和皮叉子(荷包)，左手的大拇指和二拇指捏羊腿，皮叉子挂在中指上，右手的大拇指和二拇指从皮叉子内捏一撮烟按在烟锅，点燃只吸一口，噗一吹，烟灰蛋滚落在地，那才叫一口香。
1969年的某一天早上，李二大爷从水井里打了几斗水，然后去马厩把母马的缰绳解开，盘至它脖子上。他打算清理完粪便再给添些草，母马也喝饱了水。当他提着粪箩头刚出马厩，与紧追撒欢马驹的母马相撞，当场离世。生产队追认李二大爷为“烈士”，全体社员为他开了追悼会，某知识青年致悼词。
作为遗孀的李二大娘无儿无女，生活还得继续，李二大爷走后的第二年，她喂了一头猪，宰杀后买掉一多半，留下四五斤，把剩下的肉和猪头蹄都窖在仓房外的墙角。腊月二十八，当她撬开肉窖，窖内空空如也。雪上加霜，二大娘哭得好凄惨，比李二大爷走时还厉害。她拿着切刀、木板，坐在仓房顶上剁骂……(咒贼人的儿女、咒贼人)。三年忌孝期满，从上苏吉招回沙叔，从此她家再没失窃。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无论如何也不愿相信这个贼人是我们村的，若是，他怎忍心对这么一个可怜巴巴的老人下手?多么希望他是外村人，哪怕是沙叔，最起码是为了“爱情”。可当年二大娘剁骂时，面迎东北方向，她家是最西头，就是说，她面对的是除饲养室外的整个村庄，那贼人就是村里除武叔之外的某一人。贼人蓄谋已久，我想他事先一定盘了几夜的长，抽了几夜的羊腿烟，反反复复作过思想斗争，最终因贪婪而失去理智。于是在一𠆤没有月光的后半夜，撬开肉窖，将肉取出，然后“原封不动”地扣下，缝隙处浇了少许水，洒了少许土，瞒天过海，以至于李二大娘没有发觉。
03
早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之前，70年代初，我们村就掀起了学大寨的高潮，举全村之力，硬是在太和城河畔人工挖了一眼大口井。正因为有了这眼大口井，早在1974年政府就给上了电，上苏吉也因此沾了“光”。有了电，经队委会讨论决定，由老贫协带领两个老汉，正好我三舅的三儿子高中刚毕业，被聘为农业技术员，种起了高产田，三十多亩，机井加洪水灌溉。那几年，每天早上，家家户户把粪便交给队里。播种时用得是粪耧，记不清小麦品种的名字，不仅产量高，个子长得也比我们后来种的永良系列高。
从包产到户开始，我们村陆续东移一里地，也就是现在的废墟上盖了新房，到90年代，大部分的村民搬了上去。搬至新家，我见别的老汉还拿羊腿抽烟，所不同的是灯里加的是柴油。而我不抽羊腿烟，就像丢弃小时侯的玩具那样，也把父亲的烟袋、羊腿、灯竖子给落下，埋在父亲盖的土房里。父亲就是上电那年阴历二月仙逝的，他老人家躬耕终老，未睹电光。每每想起，我就痛不欲生……悔不当初，不该把他老人家的烟具深埋于地下，以至于到现在连个念想都没留!
2000年，我们村吃上了自来水，这次上苏记没沾光，他们村大约五年后才喝上。我们村也是较早安装移动信号架的村庄。同时，村民集资进行电网改造，家家户户门前或房后都有三项电路，下线后，加工员拉来机器，可将猪羊草粉直接喷在仓房里。后因用电不规范，被电业部门制止。
那时，我们村已经是“新农村”，全村拥有九顷水浇地，原先是洪水滩，土质肥沃，种土豆个大产量高，村民们大面积种土豆，由此村里常住的二十多户，建起十个混凝土砖石土豆窖，收获后，冬春季节商贩陆续不断地上门收土豆。
04
如今，住在了新农村，居住舒服了，环境改善了，文化娱乐丰富了。可村庄消失不见了，能证明曾经是村庄的，除了南山移动信号架下那十个土豆窖，就是西山丘上弃之不用的自来水塔和一个龙王庙。说一说这龙王庙，庙宇虽小，青砖青瓦，古朴典雅;建在小山丘的半山腰，似乎给人一种神圣感。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庙宇内有着一尊神像，其高，约莫一尺有五，供俸起来，既不显得张扬，又不失其雅致;重点是它给这方土地行云布雨若干年，为农业生产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小小的庙宇也快被闲置，更何况依附在庙内的神灵呢?
就在苏吉新村落成的第四年，三个村的人聚齐了，举办了第一届庆元宵活动，一届连办三年。三官社社长是上苏吉的，老道(请神人)也是上苏吉的，从上苏吉的龙王庙请的神。他们村的龙王庙在东面，被新农村包围。正因为它是神灵所在，建设新村时，少建了一处院落未被拆除而保留下来，也是砖墙瓦顶，不过供俸的是一个木头牌位，上书：五湖四海九江八河龙王之灵位。
前年举办的第二届，由于老道去了某城的儿子那儿，三官社推举二哥为老道，就去我们村庙宇请的神。去年，在商量举办庆元宵活动的会议上，上苏吉村村长提出，当然这也是村民的意见：元宵活动必须以上苏吉名义举办。言外之意就是不承认苏吉新村，社长和老道也必须由他们村的人担任。结果两个村谈崩了(哈彦忽洞村中立)，“大事大非”面前，两个村的村民各自空前的团结，上苏吉全体村民都参加，下苏吉一户也没参加，“哈彦忽洞墙上的草随风倒”。今年，打破常规，上苏吉不再接着办下去，理由是除不出九曲里的雪。
细细琢磨，人家讲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毕竟你脚下踩的是人家的废墟，况且熟悉的人不叫苏吉新村，仍叫上苏吉。除这件事之外，其实人家一直也不把你当外人，祖辈就是“邻居”，甚至比本村的人更亲密。元宵节也不是说不可能再办下去，好好商量，总有商量的余地。
我要说的是，村庄消失了，只留下废墟，再过十年、二十年，谁能知道废墟下面埋藏着的故事呢!
村庄消失了，自然村划分仍保留。自己的户囗本、身份证信息仍在这个自然村里，儿子和孙子的户口本、身份证信息也在这个自然村，可若干年后，这个自然村的村庄到底在哪里，还有谁知道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