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洒如云似雾般把暖暖的水丝，热情地倾注到我的皮肤，似是亲吻却也是荡涤。雾气中我享受着水流的冲击，忽然一个瘢痕掠过手掌，我的心里一惊。其实，几十年来我已经浑身伤痕累累，但我总觉得这些瘢痕如花，是我成长成熟绽放的绚丽的生命之花，见证了我一路走来的风雨与阳光。
我身上的第一朵花儿，就是肚脐眼。它是我脱离母体后第一次挨刀。接生婆在我的“哇哇”哭声里，毫不迟疑地剪断了脐带，几个月后它成为开在肚子上的花朵。这朵花宣告我成为独立个体而生存，是生命最初的怒放，也是母亲受难日留给我的纪念花。生日，是应该纪念母亲的日子，应该送给母亲一支“萱草花”。
还真有在身体上“种花”一说。小时候，“种花”又叫“种痘”。我的一位邻居爷爷陈青林，满脸是坑，绰号“十麻子”。1945年初被日军从集市上抓到日本当劳工，几个月后抗战胜利才得以回到村庄。据说，他的脸就是“天花”的结果。小朋友们哭的闹的跑的藏的都有，不愿意“种花”。我不想麻脸，于是主动挽起胳膊任白大褂在右胳膊用小刀划开口子……几个月后留下花朵。右胳膊共两枚，其中一朵花下至今还有一个花生米样的硬核，不知是不是果实?这花朵是我成长抵御病毒的见证。
我的左手大拇指根部有一条划痕，就像一根绒花吧。那是少年时，我陪着奶奶居住时留下的。一天晚间奶奶要吃桃罐头，可是“罐头好吃口难开”。我拿着改锥和剪子侍弄了半天，猛地一挑，瓶盖开了，手也划破了。尽管鲜血直流，但是，奶奶和我都吃上了“鲜桃”，甜极了。这是老天奖励我一点孝心的证明，也是对自己粗心大意的惩罚。
初中时的一天，我和几个同学去路桥供销社购买作业本，发现院子里有小拖拉机停着，就非常好奇地前去观看，还坐上去玩耍。后来，司机让我们坐在后轮挡泥瓦上。不巧的是在倒车时，车轮和挂车三脚架发生摩擦，正好把我的左脚主筋外侧擦伤出现血痕，当时有点疼但不影响走路，放学后回到家也没有跟父母说。第二天早晨起来，左脚疼得几乎没法下地，才向父母说出实情，请了几天假。直到今天，脚后跟上面还留着一块大约四平方厘米椭圆形的疤痕，犹如一瓣月季花。这是对我余生不要贪玩的警示。
1983年12月，我二十多岁。受组织委派和同伴去两千公里远的东北搞外调(政治审查)。我从小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歌曲，梦想着有一天见到天安门，终于有机可乘。换乘间隙里第一次在天安门留影。后来在沈阳时，晚上吃了一碗冷面，凌晨肚子疼得实在受不了，弯着腰来到大东区第一人民医院，确诊为急性阑尾炎，必须手术。同伴听医生说有危险，在家属签字时躲了起来，我只好自己为自己担保。因为是局部麻醉，在两个小时后手术缝合时，我嘱咐医生：“千万把肚子里检查一遍，别落下东西。”医生护士听后哈哈大笑。我是认真的，因为家乡有这样的案例。出院时，金大夫告诉我：“你什么也没有变化，放心吧。”我幽默地回了一句：“就是轻了那么一点点。”这样，我“脐花”的肚皮右侧又开了一朵“兰花”。它见证了我面对困境时的坚韧与勇敢，也让我更加懂得生命的珍贵。如今，这朵花已成为我心中永远的芬芳。
五十多岁时，我主动选择为自己栽“花”。因为年轻时，冬天穿得单薄“美丽动人”等原因，左腿腿肚子上有几条蚯蚓滚动，走路容易劳累，医生诊断为静脉曲张，并说严重时可能发生栓塞，建议手术。我担心六十岁后承受不了手术创伤，于是主动按自己的时间选择手术。终于有一天，我接受全身麻醉，医生在我左腿捥了几个口子，把病态血管截断抽出来，把血流引导到新的血管……惊喜的是，后来在我的小腿内侧从脚脖到大腿根，三处缝合线，依次出现三朵花，仔细瞧就好像三个字：“牛”“么”“王”。要知道，我姓“牛”，怎么手术后还变成了“牛魔王”?
其实，这几年我才知道，我的眼睛里还有一朵开了四十年的“钙花”，没有人知道，连我自己都蒙在鼓里。在一次眼科检查时，医生告诉我眼底有一片出血钙化斑，他肯定地告诉我，年轻时我的眼睛受过强力外部冲击。于是，我想起来，1978年高中时，一位同学用变硬的窝窝头投着玩，不小心砸到我的左眼，发生脸部眼部红肿，休息一周才逐渐好转。这就算我的“忘忧草”花吧。
小时候听到的几句唱词依然如昨：“同志们杀敌挂了花”“英雄的生命开鲜花”。一位抗战英雄曾把浑身的伤疤誉为保家卫国的“奖章”。我的那些“花朵”又算得了什么?瘢痕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自我修复、治愈过程。瘢痕不仅是个体生理经历的标记，更承载着深刻的心理意义。它们提醒我每个人的生命旅途都是独一无二的，正是这些经历塑造了今天的自己。让我们学会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去拥抱一切，包括那些看似不完美的“瑕疵”。因为在这份接纳之中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力量——正如同那些盛开在身上的花朵,伴我继续书写属于我的人生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