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是农民，目不识丁，一生饱尝没有文化之苦 。他沉默寡言，天天起早摸黑，日晒雨淋，上山下田，晚饭后在家总是坐在过道咕嘟咕嘟抽水烟。
我是家中独苗，每年冬至，父亲跟邻居斗狗宴，都要带着我一起去享用，说给我补补身子。天旱时，他下半夜到大坪给稻田放水，也要叫醒我陪他去。我们并肩坐在田头，他给我讲种田很辛苦，希望我长大凭本事吃饭，守本分做人。他耘完田，教我下田推着粪槽给禾苗塞粪。当我塞完粪走上田埂，看见两腿叮着很多胡蜞，吓得跳脚大哭。父亲举起手，“啪”地给我一巴掌，厉声呵叱：“这么胆小，没出息!”他跑去拿来水烟筒，把烟水滴在我腿上，胡蜞全部滚到地上。这是父亲第一次打我，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我。脸上热辣辣的，这一巴掌把我的胆小打掉了，从此再也不怕胡蜞。
七岁那年，尽管家境十分贫寒，父亲还是咬紧牙关送我去读私塾。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你再不能像我这样睁眼瞎了!”当时，我虽然尚无法完全理解父亲的心情，但从他的神情和语气中，已掂出这句话的分量。
正月十六，是父亲送我上私塾的日子。那天早晨，父亲为我洗脸，连耳根、颈脖都反复仔细擦洗。洗完脸，他亲手给我换上一身干净的没有补丁的衣裳，让我穿上姐姐年前做的新布鞋。母亲捞了一碗白米饭，在饭桌上打了两个鸡蛋。父亲把这碗热腾腾、香喷喷的蛋饭端到我面前，吩咐说：“快吃。”这是父亲出远门或干重活才能吃到的蛋饭啊!平时我想吃母亲都不让吃，现在这饭就摆在面前，我却久久没有张口。这不是一碗普通的饭，这饭里倾注父亲和母亲深深的爱抚，这碗里寄托着父亲和母亲殷切的期望。顿时鼻酸喉硬，泪水不由自主地涌出眼眶，像雨点般滴落在白里透黄的饭碗里……
早饭后，父亲送我去学堂。学堂设在离家不远的大古祠堂，先生是村里同宗敏德叔。我们来到祠堂，李先生早已笑容可掬地候在门口，连声说：“欢迎!欢迎!”进了门，父亲叫我向先生行礼，我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先生头戴黑圆帽，身穿蓝长衫，高而瘦，约莫50岁。我跟着先生来到上厅，他领我在至圣先师像前三鞠躬。厅里排着十几张桌凳，有五六位早到的学生在高声朗读诗文。先生带我到第二排的第一张桌，指着说：“这是你的座位。”从此，我开始改变命运的读书生活。
读的第一本书是《三字经》。先生坐在大厅左侧的一间小房里，办公桌上左边叠放着书本，右边摆着一条约两尺长的竹鞭。学生轮流到房里个别面授，授完回到座位背诵，背会了再到先生面前“过关”。如果授的课三次还背不过关，先生就要用竹鞭打你的手掌，或在至圣先师像前罚你的跪。先生教的书我都记得牢，也背得快，所以没有被先生打过手掌或罚过跪。父亲对我的长进很满意，晚上高兴时，让我背书给他听。他虽然听不懂我背的内容，但他听得出我背得滚瓜烂熟， 所以总是喜形于色，陶醉其中。
自从我读了私塾，父亲好像有更多的笑容，不再经常跟母亲吵口，也不再动不动就骂我。父亲的微妙变化，感染了我，也感染了母亲，全家的心情都轻松了，家里不时有了欢笑声。姐姐对我说：“你书读好了，全家都高兴。”此后，我读书越发刻苦，连早晨和傍晚去放牛都随身带着书本。伙伴们都笑我是书呆子。
每天下午，先生安排个把钟头教学生写毛笔字。他走到学生座位上一个一个地指导，一边示范一边讲解，甚至手把手地教。先生教得耐心，学生练得认真。 父亲用毛边纸为我装订一本又大又厚的写字本，要我每天晚上写两张。他经常默不作声地坐在我对面，在昏暗的灯光下，出神地看我写字，饱经风霜的脸上不时露出微笑。这笑容化成一股暖流灌注我的周身，我越写越专注，越练越起劲。
立春前一天，父亲买来红纸，裁成条幅，晚上要我写对联。我不敢写。他说这是练字的好机会，自己家里贴的写不好没关系。他亲自磨好墨，摊开纸，拿起毛笔递给我，说：“来，我念你写。”父亲的眼神和言行使我深受感动，我不能让他失望。于是鼓起勇气接过毛笔，壮着胆子写起来。上联“春回大地人添寿”，下联“春到人间福满门”。横批“迎春接福”。这是父亲最喜欢的一副对联，字里行间寄托着他对新春的祈盼和祝福，所以每逢立春，每年春节，家门口都要贴这副对联。父亲把写好的对联平摊在地板上，绕着对联来回走动，自言自语“不错”“不错”低声赞叹。儿子能写对联了，他毫不掩饰地流露出满意和欣慰。父亲说写对联是一门学问，以后要多写才会进步，越写越好。父亲的鼓励和教导， 使我从小就喜欢对联，产生浓厚兴趣。
几年私塾，读完《三字经》《千字文》《人家日用》《增广贤文》《论语》《大学》《中庸》《孟子》《春秋》等古书，不仅增长了知识，打下初步的古文功底，而且认识孔子、孟子等圣贤，了解中华传统美德，终生受益。诗文中的许多名句和精彩片段至今仍能背诵，在我的许多诗文中都会看到它们的踪影。
父亲最爱姐姐。姐姐出嫁了，他竟孩子似的嚎啕大哭，哭得比母亲还厉害。我从来没有看见父亲如此伤心过，姐姐没有上学，他觉得亏歉姐姐?姐姐会绣花、打草鞋，每个圩天去卖买回油盐，他舍不得姐姐出嫁……俗话说，男人有泪不轻弹。在惶惑中，一种不祥征兆在脑海闪过。第二年秋季，父亲让我寄住姐姐家，到灵地中心小学插班五年级，学习“新学”。
雄鸡一唱东方红。1950年1月家乡解放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春季的一个阴雨天，父亲上山割芦芨草。他挑着芦芨草下山时，不幸滑倒，一根拇指粗的竹头插进他的小腿，血流如注。从此，父亲卧床不起，农活全落在母亲肩上。母亲忙不过来，只得把我从姐姐家叫回来，帮忙放牛割草和下田劳动。一天中午，私塾先生到家看望父亲，他对父亲说：“你这孩子会读书，长大有出息，一定要让他读下去。”父亲说：“他会读书，可命不好。我是想让他读下去，希望他像你一样，长大当教书先生。只是我这病……”父亲仿佛有什么预感，再也说不出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父亲说，他希望我“当教书先生”。难怪地咬紧牙关、拼死拼活让我去读书。这是一种多么无私、多么深沉的父爱啊!
父亲虽然是个睁眼瞎，但他有远见。他希望我“当教书先生”的愿望，点燃我的理想之火，照亮我坎坷漫长的人生之旅，指引我为之奋斗的方向。
是年冬季，病魔无情地夺去父亲年仅55岁的生命。他劳苦一生，既没有享“福”，也没有高“寿”。他是累死的!
自从父亲病重卧床后，我就辍学在家劳动，放牛、砍柴、割草、挑煤，跟母亲一起种地。这是我一生中最为珍贵的劳动本事和精神财富。
1951年春家乡土改，我家分到田地。在土改工作组林组长的动员下，母亲同意我到李家小学复学，插班六年级。小学毕业，因农忙没有参加初考，但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我下决心一定要去读书。听说清流中学招生不满，可去补考入学。9月底，跟一位同学步行120多里到清流中学补考，如愿以偿。1955年7月清流中学初中毕业，离校前一天，班主任甘怀玉老师找我谈话，她说：“学校有两名保送生，经研究决定，马文光保送永安一中，你保送永安师范。你家庭困难，但没有关系，师范吃饭不要钱。”我低头默然，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甘老师接着说：“你不是想当老师吗?师范就是专门培养老师的学校。”“师范是专门培养老师的学校”——这是实现父亲遗愿的天赐良机啊。于是，站起来，向甘老师深鞠一躬，说：“感谢学校，感谢林校长和甘老师，我一定想办法去读，不辜负学校的照顾和关爱。”
1958年7月永安师范普师毕业，留校任教。我终于“当教书先生”了，实现父亲生前的遗愿。回家在父亲坟前烧香跪拜，告慰父亲：“你儿子当教书先生了!”我想，父亲一定会为我实现他生前的遗愿“当教书先生”而含笑于九泉。
我们家族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是第一个跳出“龙门”的子孙，是第一个有毕业文凭的中专生和大学生(1958年秋季考入福建师院中文系函授班，函授四年获本科毕业文凭)，是第一个“教书先生”。
今年是父亲逝世75周年，可以告慰父亲的是，我按照他的希望凭本事、守本分一辈子“当教书先生”。“文革”期间虽然服从组织需要，调基层从政10年，但改革开放后即主动毅然“归队”。退休后，应聘北门小学义务担任诗教指导老师20余年，在老年大学格律诗词班授课10年。2021年以来，应邀担任诗苑习耕群和建宁县诗词学会指导老师，通过微信在线上跟爱好诗词对联的老年朋友一起活到老，学到老，终生“当教书先生”。
我想，这是对父亲逝世75周年最有意义的纪念。
2025年1月仙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