坝子是地名，亦是我的故乡，隶属于贵州省大方县。光看名字，满以为是一望无边的平原，殊不知是峰峦叠嶂，群山连绵，找个足球场地都十分困难的山区。
说是街，其实是一条宽不过六七米、毫无等级可言的碎石路面，晴天一身灰，雨天两脚泥，三五天也难见到一辆汽车的公路两旁稀稀疏疏有些房子的生产队。
但就是这个不起眼的山村老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于是公社的所在地，又因为有一间可以买卖物品的供销社，再加上有一所一到六年级的小学校，竟然成了比现在的县城还要受百姓欢迎的地方。因为那时走出公社地界，必须到公社开“请给予方便”的外出证明才行，卖几个鸡蛋买点缝补衣服的棉线，只得前往供销社进行交换才能，小孩到了读书年龄要上学，唯有去学校报名才成。所以，尽管老街小(街头到街尾不过百十米)、散(房屋不集中)、乱(到处可见倒垃圾的灰包和乱放的柴跺)，却是名副其实的全公社7个生产大队、53个生产小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理所当然成为人们有事无事，隔三岔五就要去走一走，都想去转一转的上佳场所。
那时街上的房屋高高矮矮，参差不齐，土墙房多，砖墙房少，盖茅草的多，盖瓦片的少，低矮的多，高大的少。街坊隔街相望，邻居转身就进他屋。上排房子的住户从南往北依次是，朱、田、唐、张、赵、向、肖、余、阳，供销社、学校、饲养好几头大水牛的宋家。下排是公社粮食仓库、土墙碉楼(大队办公地)、文先生私人小儿推拿室、张、田、学校操场、李木匠家、会吹唢呐的王哥家。
公社办公楼在学校背后50余米半坡上，是没收地主家“一正两厢”板壁瓦房，虽说是两层，给人感觉还是显得低矮。木质门窗已开裂露缝，雕花的檐板大多残缺模糊，剥落的墙灰散发着岁月的沧桑。但从青石垒砌的高高围墙，石板铺就的宽宽场坝和门头上伸出来的油漆廊柱，似乎在向时空张扬自己历史的同时，也企求过往人们能即刻想象到它曾经的辉煌。
公社机构少，工作人员不多，算上信用社和炊事员就8个人。书记姓王。副书记姓唐，但少有人喊他“副书记”，大多是叫他“唐社长”。秘书姓杨，另一个姓杨的不知道是什么职务和具体负责哪项工作。还有一个姓宋的也不知道职务，个子高高的，眼睛好像有点残疾，听说资格很老，解放前就当兵了。也不知眼疾是当兵时受的伤，还是退伍后患的病。但可以肯定不是发生在当兵前，否则就当不了兵。
信用社有两人，一个姓莱，另一个姓什么想不起来。炊事员是一位穿着干净整洁，收拾得规整，很有品位的40多岁孃孃，也是公社里唯一的女同志。她一天只做两顿饭，即中餐和晚餐。工作人员吃饭时须交一张包含了钱和粮票的“餐票”，她接过餐票揣进围裙口袋后，顺手拿起一个大土碗，从甑子里舀上大半碗(约四五两)玉米面和大米混合蒸煮的“二米”(纯大米的很少)饭，再从铁锅里舀上两铁瓢菜籽油炒的时蔬盖在饭上就算完事。接过饭碗的人们，是站在走廊里、还是蹲靠在房门边、或者是坐在煤火旁板凳上吃，全由自己决定。因为食堂没有专门吃饭的房间和桌椅板凳，也从不对百姓外卖。吃完饭要喝汤自己去沙锅里舀，所做的汤大多是素的酸菜豆米汤。现在看来，当时公社的伙食也并不怎么好，依然粗粮占多数和缺肉少油。既使是与现在的农家饭菜相比，也是真正的“淡饭”。可在那个年代，那样的山村，这样的生活，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逢年过节了。倘若能吃上一餐(实际上是一碗)饭，那更是值得炫耀许久的一件事，因为除了饭菜里有大米和炒菜外，更主要的它是有钱和粮票也买不来的“官饭”。
公社的办公桌椅和工作人员睡觉的床铺，大多数是原来地主家的。材质很好，做工考究，漆得相当有水平，往前一站，明晃晃的照得见人影。书记住的房间是北面厢房靠正房的第一间，紧挨着的是信用社，再往里是会议室。会议室很大，里面有一部用一节又粗又大又长的干电池的黑色手摇电话机，电话机放在一张既不是写字台，也不是吃饭用的四方桌的长方形桌面上，电话线从房子后面窗户处拉进屋内。
那时的老街，一面环水三面傍山，泥巴夯筑的房子依山而建，东一幢西一间，毫无美感。蜿蜒的小河由北向南缓缓流淌，靠街的岸边有一口供人们饮用的水井。水井不大，却长年不干涸，水质清澈甘冽，是真正的“农夫”山泉。从井边往街上的石梯步道，虽弯弯曲曲，斑斑驳驳，却连结家家户户，守望岁岁年年。街面上，除了供销社有一排本质柜台，再也没有什么店铺，那时不兴赶场，一年四季供销社是唯一能买卖的地方。清晨的街上很少有人走动，尤其那三三两两，你追我赶、连蹦带跳的小学生们放假后，更显得冷清。只在炊烟顺着房顶的瓦缝袅袅升起，东边的太阳还没来得及露头，生产队长一声长哨，催促还有几分朦胧睡意的人们下地干活时，上山放牛砍柴的，下河挑水洗衣的，进园扯菜摘豆的，出门走亲串戚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这才纷纷走出家门，奔忙在街面上。如果是听到拉货汽车“边边”的喇叭声，或是看见县委通信员背着文件包，骑着比本地马高大许多的“大洋马”，风驰电掣奔跑的身影，他们会立即驻足让道，并一直注目观看，直到它们消失在街道尽头，才收回目光挪动脚步。
和很多乡村一样，随着城镇化改造浪潮，坝子街在不知不觉间长大，印象中最早的一次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学校易地，操场修成了电影院。随后是大方到四川纳溪公路修建，线路取直绕开老街抬高至公社处，老街南北一条街的格局当即被打破。通车没几年，又在“白改黑”的提升改造中，由水泥路面改为泥清路面。紧接着在“发掘乡村潜力，改善乡村环境，提高村民生活质量，帮助建设美丽乡村”的推动下，往东去达溪镇的泥清公路建成，往西至渣聋村的水泥公路开通。至此，不仅南北有两条街，而且东西也有汽车道。老街随之变宽变好，加上镇里及时安装了两排明亮的太阳能路灯，一到晚上，整个街面如同白昼。道路两边的木板房、茅草屋统统推倒，被清一色的砖混结构、清一色的铝合金门窗的商贸建筑所取代。离街稍远的村民，采取要么土地置换、要么经济补偿、要么劳力补助等方式，与街坊邻居达成协议后，纷纷往公路边搬迁。而那些今天来一个，明天来一户，后天来一家的外地人员。有的租住别人新修的房子，有的盘下搬走户的老宅，有的则干脆买地基自己修建。而国营单位，或许是看中了大(方)纳(溪)公路贯穿坝子境内，公路沿线人口密集，水源充沛的优势，也或许是出于眼目下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或许是有从长计议的考量，也相继加入了新建、设点行列。现在，除了原来的小学、粮食仓库外，增加了医院、中学、幼儿园、电信营销室、石化加油站，银行服务点，且都是在公路旁修建办公用房或营业场所。它们的涌入和进驻，不但提升了仅仅是个行政村所在地(原来的公社被后来的乡所代替，再后来乡又在“撤区并乡建镇”中消失，其管理职能随之移至办公楼在四公里外的达溪镇)——坝子的知名度，而且还大大促进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增长，进而成就了老街由原来的百十来米快速延伸为五百多米的发展变化。
街中的“好又来”超市，是在原来的小学校址上修建的，铺面常年敞开，货架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商品。有吃的，有穿的;有用的，有玩的;有本土的，有外地的;有美容的，有保健的;有碳酸的，也有酒精的。平日里店主不紧不慢地经营着，遇上熟客进店就家长里短聊上一会。若是亲朋好友来了，则马上停住手中的活计喊“屋里坐”，如果到了吃饭时间亲朋要走，还会连拉带拽挽留“吃了饭再走”。瞬间，浓浓的人情味在街巷中弥漫，和睦的人际关系让看见的人羡慕不已。从碉楼到学校仍是老街的核心区，也是最热闹的地方，除了人头攒动的百货超市外，烟火腾腾的小饭馆，海味十足的炒花甲、烤生蚝“晓波烧烤烙锅”，装饰一新的理发店，时髦新潮的描眉美甲中心，省钱省时的“圆通速递”收取点和一家挨一家的服装商铺，依旧是大姑娘，小媳妇们必去的打卡地。如果是赶场天，单单卖菜的摊位就摆了一长溜，黄瓜、茄子、白菜、辣椒、香葱，样样齐全。水果摊位上苹果、黄梨、桔子、香蕉、甘蔗，应有尽有。卖农资的，化肥按品种堆放，农药依规格留存，锄头扁担论材质编号。卖床上用品的把五颜六色的床单、被套高高挂在摊后衣架上，铺板上又有序地摆放着大小不一的毛巾和枕芯。卖厨房用品的，锅碗瓢盆筷，刀叉勺铲壶，一应俱全。而背着夹篮的老头、提着布袋的老太太、推着婴儿车的娴淑少妇，骑着摩托车的帅气小伙，则三五成群，一拨又一拨的走进老街。再加上街面上挑担赶场的农民，沿街拉琴的盲艺人，饶舌的小摊主，寡言的卖叶子烟老头，既不买又不卖，抱着双手纯粹闲逛的玩耍人，如同积木一般，把老街填充得满满当当，让人移步都有些困难。这时的老街，不仅仅是物质交换的场所，更是情感交流的地方。在这里，不仅仅可以买到心仪的东西，更能看到乡亲们彼此问候的热情和相互分享生活情趣的真诚。
离核心区百十来米的地方，有一安徽中年男子开了家“老外”超市，因物品多，交易活，加之为人处事厚道公正，口碑很好。尤其是他热情好客，乐善好施，在方圆一两公里的村寨，谁家有个大屋小事，他都去帮忙，都要去随礼。随礼时当人们问及名字，他总是一脸笑容地说“就写老外吧”，久而久之，“老外”就成了他的名字。现在，他的超市生意越做越大，人气越来越旺，影响面越来越宽，一提“老外”，人人都伸大拇指。在老街上也还有一些外地人，大多从四川、湖南等地而来，他们肯干能吃苦，随意找个地方就能立住脚，随便弄个地摊就是生意，换拉链，配钥匙，擦皮鞋，倒铝盆、剪头发、修雨伞、爆玉米花、卖耗儿药……靠小手艺养家糊口，用勤劳打拼幸福人生，听说有的真还赚了大钱。
自从老街有了这些超市和外来人员后，老家过年的准备工作也逐渐融入了时尚手法。糯米粉不用自己磨，豆腐不用自己做，衣服不用自己缝，鞋子不用自己绱，粑粑不用自己蒸，春联不用自己写，只要进入超市，物品应有尽有，琳琅满目，任你挑，任你选，选出自己的最爱。甚至杀年猪也不必自己动手，一个电话相约，就会有人上门，来者训练有素，干活利落，三两个小时活猪变死猪，砍好的肉块，打理规整的猪内脏就摆进了堂屋。难怪乡亲们总是称赞“既搞活了经济，又繁荣了市场;既方便了群众，又减轻了人情”。
如今的坝子老街，变化之大，可谓是翻天覆地，不说我的孩子们，就连我自己站在街上，使劲看用力瞧，都不能准确说出以前那些人家户原来位置，更不要说现在的住户姓啥名谁。随着时光的流逝，老街上很多东西也不知不觉在消失，如儿时常去的公社、放学回家必须从其门口经过的公路养护道班、称盐买醋的供销社，还有以前用来点灯看书做作业的煤油。它们和以往的许多事物一样，慢慢地淹没在新街的崛起里，一念及它们，就像走进一部回味无穷的老电影，一本载满故事的旧书，总会勾起我对以往艰辛成长的记忆。
离开故乡五十多年了，孩子们像庄稼一样一茬一茬成长起来，他们再也不用像早年的我那样为衣食所困，更不会像我和毛幺那样，要小心翼翼地提着鞋子光脚走过一段泥泞后，在公路边水塘里洗脚穿上，再走几里山路看一场《南征北战》的电影。但我不羡慕他们，因为那曾是我们那代人的日子，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的童年。但近些年回老家发现，故乡的模样渐渐变得模糊，许多长辈都相继离世了，以前经常看到的老人都看不到了。和我年龄相当的邻居都已经老了，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不知道我是谁，甚至一些老人也要对着我瞅了又瞅，看了又看，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似的磕磕绊绊说出我的名字。走在路上碰到一些小孩也不知是谁家的，他们以为我是某家的亲戚，总把我当成串亲的外村人，常常瞪着一双迷茫的大眼睛问我“你去哪家?”“你找哪个?”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我也是在这里长大的，也曾在这片土地上放过牛，割过草，摸过鱼，洗过澡。于是乎，“恍觉如今只形影，故乡无人诉情怀”的孤独和“居他乡，几十载，重归故里似客来”的惶恐顿时袭上心头，脑海里猛然一沉——日思月想的故乡，已经与我渐行渐远了。
2025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