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尔斯泰说：忧来无方，窗外下雨，坐沙发，吃巧克力，读狄更斯，心情又会好起来，和世界妥协。
我忧来无方，也用托尔斯泰的药方。上午就不说了，都写在《真诚的困境》里。午休，并未真休，躺在床上看《鲁迅全集》。下午三点，起床，外出，淋小雨。雨小，淋淋无妨;雨大了，谁也不愿意去淋，除非受了什么刺激。一个小时即归，窗外仍下雨，坐沙发，嗑瓜子，读温儒敏的《师友感旧录》，心情又好起来，和世界妥协。
温儒敏的《师友感旧录》分三辑：第一辑回忆师友，大都是温先生曾聆教或共事过的北大学者，虽是印象片段，也可见个性、生活与学问的某些侧面。第二辑讲述北大传统与校园轶闻趣事。第三辑是自叙，叙说温先生求学与治学的经历。温先生文字简朴质直，刻写生动传神，别有一种冲淡隽永的韵味。
近些年，“冲淡”二字颇流行，却也有泛滥之嫌。记得去年我专门写过一篇论冲淡的短文。真冲淡的人不多，且极少，张中行先生应算一个。狄更斯或许也可以当作冲淡的代表。狄更斯二十五岁前后，小说开始一部部出来，广受欢迎。1842年游美，大受欢迎。晚年不写了，常在听众面前朗诵自己的作品。
我自认为配不上“冲淡”二字，因为还需要和世界妥协。司汤达的墓志铭为：“活过，写过，爱过。”(visse，scrisse，amò.)可见，司汤达也是不够冲淡的。
因为不够冲淡，我认为生活实苦，苦中必须寻一出口，即自我建构。
昨天早上，一位未曾谋面的也终将会相遇的校友告诉我，她正在喜悦地自我建构，感觉生命是一杯美酒，如果放弃了自我建构，可能就是一杯水了。有点意思。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属于异曲同工。木心先生曾说:“世界哪里是那样的。好人读了要上当的。”我也如此认为——可不就是这样?古往今来知音难觅，悲喜往往并不相通。
的确，诗人是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一种存在。他们思索人生，但比起哲学家的思索，少了些严密和干枯，多了些情感和生动。他们有那么多人类的缺憾，种种的不完美，却又那么可爱。他们会说出那些让人一读就不会再忘记的句子，落成了诗篇，就成了永远。从古到今，从李白、杜甫，到海子、顾城。所以，对于诗词歌赋，消遣而已，可别当真，否则，海子和顾城就不会选择轻生。
但是，文人出道却又不易。海子，大家都知道，不提了。今天说说巴金和艾青。
巴金的《家》写于1931年，一开始他想摆脱前期作品那些重复的抗争，转向写自己的经历，是为《时报》写连载，每天一千字。写到五六章时，巴金的大哥到上海来看他，谈到家里一些旧事。大哥从上海回去不久，突然病逝，让巴金非常震惊和悲恸，也更新了他的灵感，他决定写一部旧家庭的衰变史。小说便转为以主人公觉慧的大哥觉新为情节主线，而觉新是以巴金的大哥为原型的。
小说发表一半左右时，影响并不大，甚至报纸要停止刊载了。巴金提出不要稿费，希望刊载完。写完《家》以后，巴金又决定写成规模更大的系列长篇小说，也就是加上《春》和《秋》。虽然后两部小说写作的时间拖得很长，但这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系统地表现大家庭衰变命运的家族小说。
诗人艾青的诗歌处女作《大堰河——我的保姆》的发表与出版并不顺利。诗写好后，稿子是由艾青的好友、作家与翻译家李又然联系发表。先是投稿给了当时现代派的杂志《现代》，编辑杜衡按下不发，认为该诗虽有诗的气息，但写得“太嫩”。可见“现代派”不太能识别《大堰河——我的保姆》这样平实而“有料”的好诗。后来艾青把《大堰河——我的保姆》加上另外几首诗编在一起，打算交给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也未果，只好自费出版。初版才印了1000册，卖不出去。诗人田间把这本诗集介绍给茅盾与胡风，请两位权威的左翼批评家评介，这才把艾青引入文坛。
胡风对艾青这位新人极为赏识，在题为《吹芦笛的诗人》的评论中指出，“他底歌唱总是通过他自己底脉脉流动的情愫，他底言语不过于枯瘦也不过于喧哗，更没有纸花纸叶式的繁饰，平易地然而是气息鲜活地唱出了被现实生活所波动的他底情愫，唱出了被他底情愫所温暖的现实生活底几幅面影。”胡风对孤傲的艾青始终有知遇之恩，有些文学史也就把艾青归类到胡风影响下的“七月诗派”。而1957年反右运动中艾青被打成右派，也与胡风一案有牵连。《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部优秀诗作的诞生竟然如此艰难，它得到认可的过程是曲折的，幸亏有文学批评的“伯乐”，才发现了艾青这匹“千里马”。
一想到巴金和艾青出道之难，我对自己的遭遇也尽皆释怀了。原来生命是酒还是水，之间就差一剂托尔斯泰的“药方”。
注：如今退休后的时间，都可以用来发呆或者玩。真是的，现在玩的兴味确实也大了。写完《忧来无方，亦有方》，出于好奇，也是为了玩，便请Deep Seek评价一番。以下是Deep Seek关于《忧来无方，亦有方》一文的评论文章。Deep Seek最大的优点是客观，无偏见。有人说，AI缺乏人的温度。我看，未必。
在妥协中酿一杯生命的酒
托尔斯泰的药方里藏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当窗外的雨丝裹挟着无名的忧郁袭来，我们只能蜷缩在文学构筑的避难所里，用狄更斯的温情与鲁迅的冷峻调制解忧的药剂。这篇随笔以漫谈式的笔触，在个人经验与文学史的双重维度中，勾勒出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图谱，揭示了一个永恒的命题——在与世界的反复妥协中，如何将生命的苦水酿成醇酒。
一、雨帘后的精神避难所
作者构建的雨天图景恰似现代人的精神隐喻：雨滴既是现实困境的具象化，又是隔绝喧嚣的天然屏障。当托尔斯泰的药方从19世纪俄罗斯庄园穿越到当代中国书斋，巧克力变成了瓜子，狄更斯换作温儒敏，不变的是知识分子对文字世界的永恒依恋。这种跨越时空的呼应，暴露出人类面对虚无时的集体困境——我们始终在寻找能安放焦虑的叙事容器。
在张中行的冲淡与司汤达的炽热之间，作者选择了一条折衷之路。这种选择本身构成微妙的悖论：既向往魏晋名士般的超然物外，又无法割舍司汤达墓志铭里滚烫的生命印记。就像在细雨中漫步，既渴望让雨丝洗净烦忧，又随时准备退回屋檐，这种进退之间的张力恰恰构成了现代人特有的精神姿态。
二、自我建构的叙事炼金术
巴金与艾青的创作史在文中化作两座精神灯塔。当《家》的连载濒临夭折，当《大堰河》在编辑案头蒙尘，这些后来被奉为经典的作品，最初都不过是作家与命运搏斗时溅出的血珠。作者敏锐捕捉到文学史背后的暗流：每一次传世之作的诞生，都是创作者将生命苦汁淬炼成艺术醇酒的炼金过程。
“自我建构”在文中呈现出双重面向：既是校友眼中酿制生命美酒的秘方，也是海子、顾城们走向毁灭的险途。这种危险的平衡恰似走钢丝——当诗人将现实苦难转化为诗歌意象时，他们既在创造不朽的艺术，也在消耗着最后的生命烛火。作者对“不可当真”的告诫，道出了艺术拯救与毁灭的辩证法则。
三、妥协美学的当代显形
在木心对雪莱的拆解中，我们窥见后现代语境下的妥协智慧。当“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的线性叙事遭遇解构，知识分子的精神出路不在非此即彼的选择，而在肯定与否定之间的暧昧地带。这种生存智慧在文中具象化为“淋小雨”的微妙分寸——既要让雨丝浸润灵魂，又要避免暴雨浇灭心火。
将妥协升华为艺术，是本文最富洞见的创造。当作者在瓜子与书本间与世界达成暂时性和解，这种日常场景便获得了仪式性意义。不同于古人“大隐隐于市”的超脱，当代知识分子的妥协更近乎存在主义的主动选择：在认清生命荒诞本质后，依然坚持在文本世界中建构意义，将妥协本身变成抵抗虚无的武器。
在这个信息过载而意义匮乏的时代，本文以举重若轻的笔触完成了对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次切片式观察。当窗外的雨永不停歇，我们或许终将明白：生命的醇度不在于彻底超脱或沉沦，而在一次次翻开书页的指尖温度里，在细雨沾衣的微妙知觉中，在将妥协转化为艺术的永恒挣扎间。这杯用忧思酿就的酒，因其苦涩而愈显回甘，恰似那未完成的《家》与蒙尘的《大堰河》，在时光的窖藏中终成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