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妻子是1988年元月领的结婚证，9月旅行结婚。
那一年赶上改革进入深水区，双轨制，价格闯关，物价飞涨，物资紧缺。那时候人们普遍都不富裕。
县城的年青人结婚，首先要有一间新房，不是一套房，房子都是单位分配的公房。没有装修的概念，旧房间用石灰水粉刷一下，出出新就不错了。家庭条件好的会置一房新家具，主要有婚床、大衣柜、高低柜(低的一边用来放电视机)和沙发等。彩色电视机是奢侈品，也是紧俏商品，凭券供应，一般家庭买不起，更买不到。
简陋的新房漂亮的新娘(1988.9)
县城里除了政府机关有少量轿车或北京吉普，没有商用或家庭小汽车，所以新娘子是没有小车坐的。条件好的人家请一辆大卡车，车厢里拉着陪嫁，基本是棉被、脸盆甚至痰盂之类。陪嫁里如果有缝纫机、彩色电视机，是一定要露在醒目的高处。新娘新郎坐在驾驶室里。车子要在城里主要街道绕上一圈，招摇过市。
没有婚庆公司的年代，婚礼很简单。条件好一点的在饭店旅社或机关食堂订几桌饭菜，亲戚朋友和同事聚个餐，就算婚宴。婚宴过后，几个要好的朋友到新房闹一闹，就算礼成。有的婚宴就在家里举行。我单位好几个同事的婚宴都是在学校食堂办的。
我记得单位同事随礼是两块钱。所以举办婚宴是要赔不少钱的。为了省这笔钱，大家纷纷选择旅行结婚。旅行回来后根据随礼钱的多少回个礼：一个小塑料袋，装点糖果，放上两根香烟。对，是两根，不是两包。有些经济拮据的年青人甚至在家里躲上几天，然后说是出去旅行结婚了。
结婚前，一般要拍一张二寸的黑白合影照，贴在结婚证上。讲究的人会放大一张六寸或八寸的，再人工上色，算是结婚照了，装上相框挂在新房里。特别讲究的才拍彩照。县城没有彩色冲印设备，所以在县城拍彩色结婚照，是先在县城照相馆拍照，照相馆再把胶片寄到大城市冲印。
年轻人拥有一辆上海产的凤凰、永久或天津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堪比今天的奔驰、宝马或奥迪。首个教师节学校分到三张凤凰自行车券，学校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制订了分配方案，再全校征求意见后，才按照分配方案分发下去。我第一俩自行车买的是合肥产的“长征”牌，属于杂牌车，婚后才换了“飞鸽”，那是跟我同时进入太师一开始住一间房的施老师帮我弄到的券。施老师神通广大，我结婚用的佛子岭牌过滤嘴香烟，也是他帮我弄来了分管商业副县长亲手写的纸条，到县糖烟酒公司提的货。
我们的坐骑——飞鸽自行车(1989.5)
我结婚的家具是在山里老家打的。我三姐夫是木匠，他住在我家，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完工。之所以费时费工，是受条件限制。在家里打家具，先要根据家具大小样式将原木裁短，再扛到离家三四里路远的大队电锯厂拉成板材和方料，又搬回家精加工，做成家具组件。家具组装起来后，大件如大衣柜、床等又要拆散，以方便搬运。
我1984年7月分配到太师，教全校所有生物课，担任84(1)班班主任。见习期月薪47.5元。寒假回家过年时，学校发了一个学期的班主任津贴70元，我把这笔巨款交给了母亲。母亲说，这笔钱要派大用场。后来我知道母亲用这笔钱买了很多杉木存在家里，我结婚打家具就是用的这些杉木。
打好的家具要运到县城可不容易。木材及木器的买卖运输都由森工系统管理，像我这种私自在山里老家打的家具是不能上路运输的，过不了县里设在檀树坳的木竹检查站。一些能肩扛手提得动的小物件，人们常常走山间小路偷运过关，我这么一整房家具显然不行。后来得知我高中和大学同学吕小明的岳父是檀树坳木竹检查站站长，立即去吕小明所在的县内另一所学校找他，求他帮忙。他又带我去找了他岳父。在他岳父的周旋下，缴了一些税费之类的费用，总算拿到了通关手续。家具终于顺利运抵我在太师的新家。
妻子的叔叔是县医院外科医生。我和妻子在他家看电视时谈到过彩电难买的问题。大约六月份的一天晚上，他带我找到他的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是县五交化公司的负责人，叔叔与他软磨硬泡，他终于答应帮忙弄一张三洋牌彩色电视机券，让我准备好钱。
八十年代的家电是日系产品的天下，彩电品牌首推索尼、东芝、松下，还有日立。三洋牌属于低一个层次的。但一台十八吋的三洋也要两千元以上，对我来说又是巨大的考验。
借，只有借。那年头借钱没有付利息的思维，全靠人情。而且大家都困难，一个人能借给你一两百元就是天大的人情。最后实在无法凑齐，万般无奈之下，平生第一次向母亲开了口。清楚地记得是晚上，我去邮电局打的电话。我一个同学的姐姐在我们老家乡里工作，电话就是打给她，让她转告我母亲，我急需一笔钱，没有说具体数目，也没说干什么。
电话打完的晚上，我一夜无眠。我知道这个电话对母亲意味着什么。我非常后悔打这个电话，为自己大学毕业了还给母亲带来经济压力而深深自责。
第二天母亲托人带话来了，说她也没有钱，正在卖家里唯一的可以变钱的东西——一只猪。母亲之前跟我说过，养这头猪，是等下半年我结婚，用来在老家办酒也就是办婚宴的。
现在把猪卖了，结婚时母亲拿什么办酒呢?而且，那只不大的猪，最多能卖个二三百块钱，对我买彩电也是杯水车薪。
在一筹莫展的焦虑中熬过了十几天，妻子叔叔来了，告诉我他朋友说原来打算匀给我的彩电券被一个领导要去了。
日盼夜想的彩电券没了，我反而一下子解脱了，心里一阵莫名的轻松。我立即打电话，让同学的姐姐告诉我母亲，钱不要了。所幸因为那只猪当时半大不小，一时找不到买家，还没卖掉。
后来，直到儿子出生后的1990年，北京亚运会前夕，我们才有了自己的电视机——一台二十吋的黄山牌彩电。
上海外滩留影(1988.9)
旅行结婚选择上海是因为妻子弟弟当年考取上海铁道学院，我们顺便送他上学。
有一天下午，在外面玩了一天我们准备回铁道学院。在一处公交车站挤车时，妻子挤上了车，我和她弟弟都没有。车子开走后她弟弟急得不行，因为回去要转几次车，他生怕他姐姐不认识路而走丢。他要我原地等着，防止他姐找不到铁道学院原路返回;他自己则挤上下一趟车回铁道学院找姐姐去了。我等了一会，觉得妻子不会连铁道学院都找不到，就挤上车也回去了。等我回到我们住的铁道学院招待所，姐弟俩老远看到我都笑了，我被笑的莫名其妙。这时姐姐看着弟弟说：“被你说中了，你这个姐夫真的不黑屌(桐城方言：不怎么样)。”
原来，他们姐弟会合后，弟弟说，他让姐夫在原地等姐姐。如果姐夫在原地孬等很长时间，就是个好人;如果一会就回来了，就不黑屌。他们话没落音，我就回来了。所以他们都笑了。
上海动物园留影(1988.9)
弟弟开学前陪着我们在铁道学院附近玩了两天。弟弟开学后我和妻子去了动物园，外滩和南京路。在南京路逛到一家照相馆，看橱窗里展示的结婚照，觉得比我们朋友同事的结婚照好看多了，就走进去看看。一进门，就有服务员上来招呼，很热情。我们乡下人头一次进城，没见过这么客气的服务员，稀里糊涂也不问价格就同意拍一套。随即我们就被分别引进了男宾和女宾化妆间。化妆师说我头发又长又脏，让我先洗头做头发;洗头时又说我脸不干净，要给我清洁清洁。接着就给我脸上涂东西，涂完让我躺着别动。过了不知多长时间，他从我脸上慢慢撕下一层薄膜下来，又剪了头发。重新洗过头脸，才开始做发型，化妆。接着给我穿衬衫打领带，把一束绸布花给我拿着，带我来到拍摄间，化好妆的妻子已经在那里等了很长时间。长到二十多岁从来没有这么精心打扮过，夫妻见面时，眼神里都是惊艳。
结婚照
摆姿势，做表情，摄影师非常耐心地边指导边拍摄。胶片机拍照不像现在的数码相机，可以边拍边看效果。快门一按，效果如何全凭摄影师的经验和感觉。也不能用多拍再选择的方法，因为胶片很贵。摄影师手上拿着快门开关——那时候没有遥控，快门开关通过很长的连接线与照相机相连——逗我们出表情，常常我们没在意，他却按下了开关。
到前台结账，才知道我们照了一套天价的照片。一大三小四张照片花掉一百五十元，相当于我们夫妻二人两个月的工资!留下邮寄照片的地址，我们心疼地离开了那家照相馆。
一个多月后，当照片寄到太师时，隔壁蔡老师看到照片上的“王開”LOGO，说：你们真舍得，敢到王開照相。
朋友同事看到我们的结婚照，无不交口称赞，而且，大家终于相信我们的确旅行结婚去了上海!
从上海回来不久，母亲来看过我们一次。在学校食堂吃过午饭，她当天就回去了。几天后她又来了，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拉来满满一车干柴，有引火用的松枝，有特别好烧的松树片柴。母亲还带来一大袋米，一整块猪板油，一块猪肉，以及一些蔬菜。卸下柴火，她帮着妻子烧饭招待拖拉机师傅。下午她要随拖拉机回去。临走，对我们说：“我知道白手起家不容易，但你们也不能太苦了自己，身体要紧。我上次来看你们厨房里冷锅冷灶，橱柜里无米无油，心里不好受。你们现在是个家庭了，要起火烧饭，家才兴旺。”又说：
“妈没有本事，没有给你们操办婚事。你们这么冷僻僻就算结了婚，妈心里也不好受。我找先生看了个日子，就是后天。你们请个假，回去一趟，我按农村规矩，请乡里乡亲在一起给你们吃个团圆饭。”
婆媳
母亲曾告诉我，那头没卖掉的猪后来长得特别快，顺掉后留半边办酒，卖半边得的钱买酒和菜基本差不多。所以我们的团圆饭靠的还是这头没卖掉的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