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名长不高的孩子，七岁那年，在母亲的护送下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其实那时的学校没有大门，仅有的就是教室的门。教室的门，经过岁月的洗礼，变得斑驳陆离，不堪负重，也就是一个样板而已。
“给娃报个名。”母亲颤巍巍的说，态度十分的恭敬。
老师抬头看了看我瘦小的身躯，摸摸我的头：“太小了，明年来吧。”
母亲没有言语，而是带着我慢慢地退出人群。
八岁那年，我是在哥哥的陪护下走进教室的，坐在了只有四个桌腿支撑着一寸厚、一尺五宽、大约两米长的宽绰的长桌前。那时没有几本书，也就语文和数学。
教室也没有固定的建筑面积，农村人建的土胚房，马鞍间，屋顶的四周没有任何的装饰，唯独就是岁月的蜘蛛留下的网，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尘土，和那发黑的椽和檩，还有没有遮拦的竹笆中吐露的泥巴，时不时会掉落下来，打在头上，钻进脊背里。墙台与椽之间的缝隙是透亮的，风可以自由出没。靠门的墙面，每一间留着一个窗户，木框，没有玻璃，不大，高一点二米，宽一米。在教室的建设中，没有人考虑过采光度，但在我们那时候五年的时光里，没有见过谁带过眼镜。那时冬季取暖，就是在教室没有门窗的两个墙角，用泥巴围一个四十公分见方的火炉，点燃柴火，无风地日子，教室了烟雾缭绕，胜似人间仙境。
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教育模式吧！我清楚的记得，我的第一节课不是写字，也不是学习a、o、e，而是一种简单的规矩教育。所谓的规矩教育，不外乎就是检验一下入学孩童的生活能力和学校的具体要求。在生活能力方面，检验的是洒水、扫地、擦桌子、生火、抬水、拔草等基本劳动本领，再大一点，就要给厕所垫土、使用镢头、锄头、镰刀、斧头等，到了四年级，就得学会施肥、播种、收割等劳动生产的基本技能。学校的要求就更简单了，上课坐直，胸离桌子一拳头，眼离书本一肘（就是握紧拳头放在下巴下，胳膊肘撑在桌沿边的距离），书写要工整，爱护书本之类了。
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学期每一名学生都必须自己制作一根教鞭。教鞭的种类繁多，参差不齐。有木制的，也有竹制的。我的教鞭是我从自己家的扫帚中挑选的细而直的竹子，两头按照竹节位置削断，削平整，把竹身凸起的地方用镰刀刨光。然后在较大的一头，用烧红的夹火杆钻一个小洞，用母亲纳鞋底的麻绳做个可以悬挂的圈绳。
不是所有学生的教鞭都会挂在黑板旁，老师总会选一些看的过眼，顺手的挂起来。在悬挂的教鞭里，总会有两三根粗而长的，这些是老师在教我们知识时指黑板用的。细的教鞭，它的最大的作用就在于教育-----对犯错的孩子进行惩戒。惩戒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打架斗殴的，属于最严厉的；骂人说脏话的次之；最后就是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写不会生字的和背不会课文的；当然还包括不懂规矩的。
教室的旁边有一个六七十平米的空地，雨后初晴，老师总会带着我们在上面跳，把那一块空地踩得光溜溜地，能凉凉面。就那一块空地，作用可大了。不论春夏秋冬，语文数学里的作业，十之七八就是在哪儿完成的。每人准备一支铅笔粗细长短的竹子，把一头削尖，课间的时候就在那块空地上算算术，写生字，默写古诗文。双膝跪在地上，屁股蹶的老高，左手撑地，头微仰着，右手拿着竹笔，在地上写写算算。尤其到了冬天，小脸冻得红红的，小手裂开了小口，但握着竹子的手依然会在那块空地上画了踩，踩了又画。尤其是“人”字的那一撇一捺，虽然说不上画的顶天立地，但也是画的有模有样的。
我们那时的老师，没有现在老师的知识专业化，没有什么课程标准，更不会经历上岗前的培训，不懂什么心理学、教育学之类的。老师想怎么教就怎么教，学不会了有教鞭来教学相长。那时的老师都是一些初中毕业上不起高中的或者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民办教师，他们没有编制。公社（乡或镇）聘请的公社发工资，几块到十块不等，大队（行政村）聘请的就由大队商议每年一千斤粮食，小麦五百斤，玉米五百斤。其中大队承担五百斤，其余的每家每户五到十斤粮食，玉米小麦各半。具体的粮食斤数按照上学的娃娃摊派，由生产队（社）队长负责挨家挨户的收。夏季收小麦，秋季收玉米。就是这样，我们也隔三差五的没有老师。陪伴我最久的仅仅教了我三年，就考入师范走了，等我小学毕业上初中的时候成了我初中的历史老师。
我制作的教鞭也挂在黑板旁，但它的作用是惩戒。教鞭越细，打人越疼，并且容易留下印痕，但不会伤到骨头。每逢教鞭飞舞，调皮的学生会低下头，会学会安静，学会自制，学会自律；在教鞭的飞舞下，不会做的题会做了，不会写的字会写了，不会背的课文会背了，写不整齐的字写整齐了；在教鞭的飞舞下，坐姿端正了，写字姿势正确了，走路也有模有样了；在教鞭的飞舞下，地会扫了，柴会砍了，玉米会锄了，麦子会割了。
我们的教室，土地面，凸凹不平，没有桌仓的课桌，总会有大小不一的瓦片做支垫，使课桌保持平稳。但教室里永远是洁净的，没有纸片和灰尘。即使雨季，我们都会在进教室之前，把鞋子上的泥巴清扫干净。我们宁可看见空中飞舞的土块，在落地的瞬间碎了一地，也不爱飞舞的教鞭落在谁的腿上、屁股上。现在想来，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心理环节----青春期的叛逆。我们在教鞭的引领下，犯了错之后不敢理直气壮，在老师面前唯唯诺诺，在父母面前恭恭敬敬，一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低怜。但又仔细想想，我们也有青春叛逆期，只是我们的青春叛逆期在没完没了的劳动中像村落旁的小溪那样瘦了下去。打不完的猪草，割不完的牛草以及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得不涉猎的田间劳作。很多时候，没有背会的课文，往往乘着妈妈纳鞋底的油灯而完成。有时候，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写一行字都得磨蹭十多分钟，每个晚上都会在家长多次的催促中上床就寝。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鼻子上面架着一副厚厚的镜片，斯文极了。到了初中阶段，动辄为了一部手机和家长吵闹，甚至于离家出走。我见到过许多没有读完高中的孩子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每年正月出门前家长给成千上万的路费、生活费，打一年工，回家的路费还得家长掏腰包。出门的时候大包小包，回家得时候两个肩膀撑着一个头。年年如此，如此年年，唯独不见父母生日的时候孩子们的一声祝福。
教鞭的历史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遭遇大浪淘沙而偃旗息鼓，教鞭从惩戒不文明的手段到成为不文明的教育手段，再到违法教育手段，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岁，失去教鞭惩戒的人群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生力军，在各个行业里穿行。
教鞭，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它承载着一个时代育人的精神，延续了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棍棒下面出孝子”就是教鞭杰出灿烂的辉煌。
教鞭已成为教育的历史，但教鞭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很多。我们应心怀感恩，感恩教鞭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力军。我们应心怀传承，传承教鞭精神，行稳致远。
（原创首发）
“给娃报个名。”母亲颤巍巍的说，态度十分的恭敬。
老师抬头看了看我瘦小的身躯，摸摸我的头：“太小了，明年来吧。”
母亲没有言语，而是带着我慢慢地退出人群。
八岁那年，我是在哥哥的陪护下走进教室的，坐在了只有四个桌腿支撑着一寸厚、一尺五宽、大约两米长的宽绰的长桌前。那时没有几本书，也就语文和数学。
教室也没有固定的建筑面积，农村人建的土胚房，马鞍间，屋顶的四周没有任何的装饰，唯独就是岁月的蜘蛛留下的网，上面有一层厚厚的尘土，和那发黑的椽和檩，还有没有遮拦的竹笆中吐露的泥巴，时不时会掉落下来，打在头上，钻进脊背里。墙台与椽之间的缝隙是透亮的，风可以自由出没。靠门的墙面，每一间留着一个窗户，木框，没有玻璃，不大，高一点二米，宽一米。在教室的建设中，没有人考虑过采光度，但在我们那时候五年的时光里，没有见过谁带过眼镜。那时冬季取暖，就是在教室没有门窗的两个墙角，用泥巴围一个四十公分见方的火炉，点燃柴火，无风地日子，教室了烟雾缭绕，胜似人间仙境。
或许就是那个时代特有的教育模式吧！我清楚的记得，我的第一节课不是写字，也不是学习a、o、e，而是一种简单的规矩教育。所谓的规矩教育，不外乎就是检验一下入学孩童的生活能力和学校的具体要求。在生活能力方面，检验的是洒水、扫地、擦桌子、生火、抬水、拔草等基本劳动本领，再大一点，就要给厕所垫土、使用镢头、锄头、镰刀、斧头等，到了四年级，就得学会施肥、播种、收割等劳动生产的基本技能。学校的要求就更简单了，上课坐直，胸离桌子一拳头，眼离书本一肘（就是握紧拳头放在下巴下，胳膊肘撑在桌沿边的距离），书写要工整，爱护书本之类了。
学校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每学期每一名学生都必须自己制作一根教鞭。教鞭的种类繁多，参差不齐。有木制的，也有竹制的。我的教鞭是我从自己家的扫帚中挑选的细而直的竹子，两头按照竹节位置削断，削平整，把竹身凸起的地方用镰刀刨光。然后在较大的一头，用烧红的夹火杆钻一个小洞，用母亲纳鞋底的麻绳做个可以悬挂的圈绳。
不是所有学生的教鞭都会挂在黑板旁，老师总会选一些看的过眼，顺手的挂起来。在悬挂的教鞭里，总会有两三根粗而长的，这些是老师在教我们知识时指黑板用的。细的教鞭，它的最大的作用就在于教育-----对犯错的孩子进行惩戒。惩戒的对象大致有以下几种：打架斗殴的，属于最严厉的；骂人说脏话的次之；最后就是不按时完成作业的、写不会生字的和背不会课文的；当然还包括不懂规矩的。
教室的旁边有一个六七十平米的空地，雨后初晴，老师总会带着我们在上面跳，把那一块空地踩得光溜溜地，能凉凉面。就那一块空地，作用可大了。不论春夏秋冬，语文数学里的作业，十之七八就是在哪儿完成的。每人准备一支铅笔粗细长短的竹子，把一头削尖，课间的时候就在那块空地上算算术，写生字，默写古诗文。双膝跪在地上，屁股蹶的老高，左手撑地，头微仰着，右手拿着竹笔，在地上写写算算。尤其到了冬天，小脸冻得红红的，小手裂开了小口，但握着竹子的手依然会在那块空地上画了踩，踩了又画。尤其是“人”字的那一撇一捺，虽然说不上画的顶天立地，但也是画的有模有样的。
我们那时的老师，没有现在老师的知识专业化，没有什么课程标准，更不会经历上岗前的培训，不懂什么心理学、教育学之类的。老师想怎么教就怎么教，学不会了有教鞭来教学相长。那时的老师都是一些初中毕业上不起高中的或者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的民办教师，他们没有编制。公社（乡或镇）聘请的公社发工资，几块到十块不等，大队（行政村）聘请的就由大队商议每年一千斤粮食，小麦五百斤，玉米五百斤。其中大队承担五百斤，其余的每家每户五到十斤粮食，玉米小麦各半。具体的粮食斤数按照上学的娃娃摊派，由生产队（社）队长负责挨家挨户的收。夏季收小麦，秋季收玉米。就是这样，我们也隔三差五的没有老师。陪伴我最久的仅仅教了我三年，就考入师范走了，等我小学毕业上初中的时候成了我初中的历史老师。
我制作的教鞭也挂在黑板旁，但它的作用是惩戒。教鞭越细，打人越疼，并且容易留下印痕，但不会伤到骨头。每逢教鞭飞舞，调皮的学生会低下头，会学会安静，学会自制，学会自律；在教鞭的飞舞下，不会做的题会做了，不会写的字会写了，不会背的课文会背了，写不整齐的字写整齐了；在教鞭的飞舞下，坐姿端正了，写字姿势正确了，走路也有模有样了；在教鞭的飞舞下，地会扫了，柴会砍了，玉米会锄了，麦子会割了。
我们的教室，土地面，凸凹不平，没有桌仓的课桌，总会有大小不一的瓦片做支垫，使课桌保持平稳。但教室里永远是洁净的，没有纸片和灰尘。即使雨季，我们都会在进教室之前，把鞋子上的泥巴清扫干净。我们宁可看见空中飞舞的土块，在落地的瞬间碎了一地，也不爱飞舞的教鞭落在谁的腿上、屁股上。现在想来，我们那个时代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是不是缺少了什么心理环节----青春期的叛逆。我们在教鞭的引领下，犯了错之后不敢理直气壮，在老师面前唯唯诺诺，在父母面前恭恭敬敬，一副“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低怜。但又仔细想想，我们也有青春叛逆期，只是我们的青春叛逆期在没完没了的劳动中像村落旁的小溪那样瘦了下去。打不完的猪草，割不完的牛草以及随着年龄增长而不得不涉猎的田间劳作。很多时候，没有背会的课文，往往乘着妈妈纳鞋底的油灯而完成。有时候，背着背着就睡着了。不像现在的孩子，写一行字都得磨蹭十多分钟，每个晚上都会在家长多次的催促中上床就寝。小学四五年级的孩子，鼻子上面架着一副厚厚的镜片，斯文极了。到了初中阶段，动辄为了一部手机和家长吵闹，甚至于离家出走。我见到过许多没有读完高中的孩子就加入了打工的大军，每年正月出门前家长给成千上万的路费、生活费，打一年工，回家的路费还得家长掏腰包。出门的时候大包小包，回家得时候两个肩膀撑着一个头。年年如此，如此年年，唯独不见父母生日的时候孩子们的一声祝福。
教鞭的历史在教育改革的浪潮中遭遇大浪淘沙而偃旗息鼓，教鞭从惩戒不文明的手段到成为不文明的教育手段，再到违法教育手段，经历了二十多个年岁，失去教鞭惩戒的人群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生力军，在各个行业里穿行。
教鞭，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它承载着一个时代育人的精神，延续了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棍棒下面出孝子”就是教鞭杰出灿烂的辉煌。
教鞭已成为教育的历史，但教鞭留给我们这一代人很多很多。我们应心怀感恩，感恩教鞭让我们这一代人成为这个时代的主力军。我们应心怀传承，传承教鞭精神，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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