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知道大安寨这个名字，是母亲告诉我的，那是她童年时留下美好记忆的地方。大安寨位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安区，2014年，一个春末夏初的午后，我和自贡的朋友一起，登上了龙首山，专程去看看母亲口里的大安寨。太阳肆无忌惮地抛洒着它的“热情”，虽是初夏时节，感觉已和盛夏差别不甚，登上山顶，我就浑身是汗了。
大安寨的前世
呈现在我眼前的大安寨，已经不能叫“寨”了，唯一像样的房子，只有四川省盐业学校的现代建筑，母亲口中宽大讲究的房子，不见踪影。剩下的，都是些老式的木质瓦房，兀立而衰败。同行的朋友笑雨，带我到了一处用石头垒起来的拱形石门前，说：这是大安寨的南门，是目前保存最好的一个门。与寨门相连的，还有一段高高的围墙，厚达一丈，寨门和围墙上长满了繁茂的藤蔓和杂草，只有在这里，才能感觉到它是一个曾经的“寨”，和母亲所描述的能够对接上一点。母亲告诉我，童年时，她和她的兄弟姊妹们是去过大安寨的，去罗家走亲戚。走亲戚的好处是：有好吃的，好玩的，当然，最重要的是还要“打发钱”。但这个钱她们是得不到的，全部都要交给外婆。
据史料记载，大安寨建于咸丰十年(1860年)，建设的初衷，是为了防御土匪、绿林、起义军入侵，保护家产。修建大安寨，是由当时的富顺知县胡汝开提议，大盐商王余照(号朗云)、陈南、黄怀献等，聚众三年修成。成寨之初，共有三个门，即东门、水东门和南门，据说前几年还能看到水东门，近年因修建道路而荡去水东门，如今只能看到相对保存完整的南门。大安寨整个寨子呈南北向的椭圆形，大约0.7平方公里，城墙宽约1.6米至2.3米不等，高约3米左右。曾经，这里建有7座炮台，配有旧式大炮，借助龙首山陡峭的山势，易守难攻。这样依据山势而打造的工程，在1861年的那个夏天，经受住了严峻而惨烈的考验：从云南昭通蜂拥而来的“李蓝大军”的先锋周绍勇，带领十多万人围攻大安寨，先后四十余天的反复攻打和围困，仍不得进入大安寨半步。“李蓝大军”被王朗云组织的盐商武装，坚决地阻挡在了寨门之外。后来，附近隆昌和宜宾的清军赶来增援，周绍勇不得不狼狈撤退，从而成就了大安寨不可攻破的神话。当时的四川总督骆秉章认为，王朗云守寨有功，报奏清廷，下诏赏赐王朗云顶戴花翎，并追赠其侄王余坨世袭一等云骑尉。白花花的盐山顶上，顶戴花翎散发出夺目的血红，与白花花的银子交相辉映，发出绚丽的光。
大安寨建寨之初，以盐业为雄厚经济基础的王氏家族，在寨子里建立了“王三畏堂”。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王氏家族的强势入驻，让冷清的龙首山一下子变得繁盛无比。豪宅金库，亭院楼阁，酒肆茶楼，一应俱全。此时正值咸丰年间，富顺的盐业发展正是其鼎盛时期，而王氏家族的王三畏堂，就是这一时期最鼎盛的代表。在一个围着雕花石栏的巨大深坑前，我遇见一位老妇人，闲聊中我问道：
“这个深坑是干什么用的”?
她说：“这个是蓄水的水坑，山上没有水源，只有将雨水存起来备用”。
王朗云的侄儿王余坨，就是在被“李蓝大军”围困时，寨中缺水，冒险出寨抢水而死。水池边是一座破败的房子，许多地方只剩下了一面墙，是典型的晚清川南青瓦白墙木结构民居。
大安寨的今生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栋叫“洋房子”的西式建筑，这在当时的大安寨，绝对是很超前很时髦的建筑，进入我眼帘的房子和门庭，已经破旧得不成样子，不过还能依稀看出西式建筑的原始风貌。朋友笑雨告诉我：洋房子建于民国时期，外饰为罗马建筑风格，内部是砖木结构，它原是自流井双牌坊“李四友堂”东场大亨李琼圃的住宅。如今，知道李琼圃的人极少，说《琼圃菜谱》，可能也无人知晓，但如果说“盐帮菜”，不知道的人却不多。而《琼圃菜谱》，是对自贡传统盐帮菜记录最为全面的菜谱，其中记载了各色盐帮菜的烹饪要诀，可惜已经失传。据说有一道菜，是将新鲜猪肉埋进土里，让它生蛆，然后将蛆虫清理出来，用油炸，鲜香无比，它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叫“肉笋”。不过，这样的美味，我是没有胆量品尝的。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洋房子破败的房门，突然“吱呀”一声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个男人。这么破的房子里怎么还有人?我的第一反应是：他是来这里找东西的。面对我的询问，他却大声对我说：
“我住在这里，这是我的家”!
我对自己的唐突表示歉意，向他提出进屋去看看，他同意了。屋子里光线很暗，泥土地面凹凸不平，鼓起很多土疙瘩，我努力扫视四周，让眼睛尽快适应昏暗。停顿了几秒钟，我看清楚了一个菜板和菜板上的菜刀，但却没有看到炊具。穿过一小段黑黑的过道，才进入了光线暗哑的住房。房间里有一张极其简陋的床，除此之外，没有一件能算得上“家具”的东西，而最值钱的，就是一台架在床头的，还是显像管的电视机，这是现代文明的标志!要不是它的存在，恍惚间，我会以为自己已经穿越到另外的时空。在这阴暗的房子里，我穿着高跟鞋，每走一步都战战兢兢，生怕崴了脚。
站在房子里，我和他聊起来，这座建筑还属于大安区房管局的公房。他那年53岁，因为生病做手术，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靠每月210元的低保收入生活。我问他是否有家人，他说：离婚了，家里就一个人。
我又问：“你没有子女吗”?
他回答：“有一个女儿，远嫁贵州了”。
“为什么不去跟着女儿过”?
对此，他叹了口气：“女儿有女儿的家，我不好拖累她，况且我不能离开这里，离开还要去街道办请假，否则，就领不到每月的210元低保金”。
紧接着，他说出了更让我意外的事情：屋子里没有自来水!全靠窗外的一口小水池蓄水生活，而水源就是雨水，这不就是大安寨的先民们采用的方法吗?他管这叫“天花水”!我伸出头望向窗外的水窖，水窖不大，比起我前面看到的大且深的水池小了许多，水窖四周长满了苔藓，这样的水也能喝?临出门，我掏出200元钱给他，他大感意外，一个素不相识的过客要送给他钱!他坚决推辞不收，而我却是铁了心要给他，200元钱在我和他之间几番来回，最终他拗不过我，收下了。看得出，他想说感激的话，却不知怎么说，他撩起衣服，让我看他肚子上长长的手术伤疤。我想，他此举是想向我证明，他所讲的一切属实，没有撒谎。
走出洋房子，我们沿着小路继续前行，来到了著名的“王三畏堂”。还在庭院的门口，就听见里面一阵凶猛的狗吠，正准备不管不顾地走进去，突然听到一个女声在喊：
“不要进去，里面的狗凶得很，我都从来不敢进去”。
我们只好停止前行的脚步。来人是一位健壮的妇女，看上去50岁左右。她说，这里是她的家，听见狗叫就从坡下走了上来，怕有贼。这个家看上去也是一副破败的样子，墙壁全是用各种广告喷绘布，加上各式小木板拼装而成，是王三畏堂旁边自己配出的、矮矮的偏房。她继续和我唠叨着她的六只鸡，就是在我站的这个位置被盗的。她说，这里的贼很凶，她在坡下地里种的一大片白萝卜，一夜之间就全没了，想来，这贼也够辛苦的。最后，她搞懂我是来看王三畏堂的，于是拿出了东道主的姿态，热情地搬出凳子，请我坐。
这时，我也走累了，真的想坐下。
坐了一会儿，我又提出想进屋看看，她爽快地说：你随便看。进门是一小段巷道，进去后是一个小天井，和先前的洋房子不同，这里亮堂了许多，厨房就在小天井旁边，我一眼就看到了心里想寻找的自来水龙头，龙头下是一个石板水缸，水缸里有几条小鱼。水龙头一滴一滴地滴着水，我知道，这样的滴水，水表应该不会走动。这里虽然简陋，但象个厨房了，不仅有水，还有煤气灶，厨房的对面有两扇门，都关着，门里边应该是她的卧室，房子看上去也很简陋，尽管如此，不用开门看我也确信，这户人家比刚才的低保户好了许多。参观完她的家，我走出来坐在门口的凳子上，继续和她聊天。
我又向她问起了王三畏堂的情况，她指着旁边的院子说：这就是王三畏堂，下面就是水东门，现在也是公房。从外面看去，房子是木结构的瓦房，看得见院子里有玉兰树，地面全用石板铺成，我们喊了一会儿，也不见有主人出来，因为狗很凶，我们也不敢贸然进入。这里曾是王氏家族的权利中心，王家共有兄弟三人，世代以开采、经营井盐为家业。王朗云死后，由其堂侄儿王惠堂继任“三畏堂”总理，王惠堂死后，王达之继任为“三畏堂”总理，王达之也是王朗云的堂侄儿。王达之接管三畏堂事物的时候，王家已是债台高筑，三畏堂债务多达六、七十万两白银，他主理经营期间，一直是债务缠身，直到1910年病死时，还欠债十八万三千多两银。他总理的十四年间(清光绪二十三年，即1897年，至宣统二年，即1910年)，一直在努力还债，尽管死时还欠债十八万三千多两银，但如果以王家当时的全部财产算起来，应该已经能够还清所有债务了。
大安寨与我的缘起
在三畏堂的经营管理之外，我感兴趣的，是被人们称之为“大嫁女”的事情。王达之没有儿子，仅有一女名叫王兰，王兰从小被人当儿子养，穿衣都是男装，家人都称呼她“幺弟”，家里还给她请了家庭教师，因此，她能写诗作文。女大不中留，要嫁人啊!这么一个宝贝女儿，王达之当然希望她嫁入仕宦之家，媒人给她相中的，是富顺的罗琛家。
罗琛，在富顺县第二中学的校志里是这样记载的：罗琛，字笠农，富顺县回龙场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中进士，考取二甲第五十七名，聘为翰林院庶吉士。因淡于利禄，两任知县后，辞官回乡，从事地方教育事业。先被聘为富顺县官立小学堂校长，清光绪三十二年，被聘为富顺县官立中学堂监督(即校长)，这就是我的母校，现在的富顺县第二中学的前身。校志里写道：罗琛不但学识渊博，书法尤精，深得王欧诸大家神髓，特善榜书，他是当时富顺的著名教育家、书法家。据记载，罗琛在县内各场镇留有不少墨宝，但我没有见过。罗琛有儿女一双，又正是结婚的年纪，这样的家庭，自然会被王家相中。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王兰嫁给了罗琛的儿子罗惺予为妻，当时陪嫁之丰厚，令人咋舌：有祖田八百余石，火圈六十口，井份井基亦复不少。所办嫁妆：被褥床帐一百二十套，帐有单夹棉皮，皮有名贵的灰鼠，并有以金线绣花的平金扎花衣裙二十套，小器皿如钉锤一对，也是用银子制作。王兰出嫁后，在正街店房后面新建了豪宅居住，并开辟了新的巷道方便往来，这条新的巷子被叫做罗家巷。我前两年回家乡富顺的时候，曾经试图去找这条“罗家巷”，但是，没有找到，它好像已经不存在了，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里。
我之所以对罗王两家的联姻感兴趣，除了超豪华的嫁女之外，还因为我的祖上和罗家也是儿女亲家：王家的女儿嫁到罗家为媳，而罗家的女儿则嫁到刘家为媳。富顺的刘家也是当地有名的书香门第，现在的富顺西湖边，还能看到一个门楣——“读易硐”，在读易硐旁边，就是我母亲口中的老家。我母亲姓刘，名人秀，她告诉我，罗琛的女儿是她的祖母，罗琛的儿子儿媳是她的舅公和舅婆，我没有找到王兰嫁到罗家后的相关资料，但从母亲口中得知，王兰嫁到罗家后没有育下儿女，并且早早地死了，母亲熟悉的舅婆叫二舅婆，是来罗家填房的，姓李。她没有见过大舅婆，但知道大舅婆姓王，并且早死，她知道的大表叔和二表叔，都是李二舅婆生的。罗家的女儿嫁到刘家来后，只生下了我的外公一个孩子，不久也死了。后来，刘家又来了一个填房的陈姓女人，母亲叫她二祖母，二祖母生下了我外公后面的三兄弟。这样看来，王家和罗家的女儿出嫁后，其结果有着相似之处，只不过王家女儿没有后，罗家女儿生下了我的外公，同样的，都早早死了，她们出嫁时丰厚的陪嫁，全都留给后来的人享用了。
如此看来，母亲告诉我的外婆带她到罗家走亲戚的事情，是完全合理的。母亲说：罗家很有钱，我的外婆和母亲的几个姊妹去罗家，都会有不菲的收获，我想，这应该有王家产业的甜头在里面。我的大姨妈当年出嫁的时候，为了婚事办得体面漂亮，我的外婆带着我的大姨妈去了罗家，罗家出手就给了100块大洋。也难怪，我的大姨妈是罗家女儿的长孙女嘛!听母亲讲，我的大姨妈年青时很漂亮，大美人一个，出嫁时送嫁和迎亲的队伍，在县城里排了一条街，我的母亲比大姨妈小了整整十岁，那时还是一个小女孩儿，罗家给了100块大洋的事情，是她亲口告诉我的，以她那时的年龄，应该已经记事了。
2021年春节前的一次家族聚会，已经92岁的舅舅告诉我：小时候他去大安寨罗家玩的时候，大安寨里那些卖面的、卖各种小吃的，他们只管吃，吃完后自有罗家管事的去付钱。二舅公去世的时候，在大安寨办丧事他也去了，就在丧事期间，日本飞机飞来轰炸自贡，他在大安寨亲眼看到：日本飞机从天上丢下炸弹，自贡地面上有高射炮开炮还击，但是没有打中日本飞机。大安寨在日本飞机的轰炸中安然无恙，没有一颗炸弹落在大安寨。
听曾经老屋的邻居说，罗家曾有人来打听过刘家的后人，但因为我们这些后人早就离开老屋外出谋生，而后来的邻居也不知我们去了哪里，因此遗憾地无功而返，我们没有罗家后人的联系方式，这样的亲戚关系也就断掉了。一个家族的命运往往就是这样：高高低低，起伏不定，走到高处了，总会走下坡路的。当初王朗云等修建大安寨的初衷，无非是想借此保存家业，如今，王家的家业又在哪里呢?咸丰年间鼎盛一时的富顺盐业，到现在，不是也和富顺没什么关系了吗?所谓的“金犍为，银富顺”，指的就是盐业带来的经济繁荣。而现在人们知道的，是自贡的盐业，仅仅只是改了一个名字，盐业就和富顺没有什么关系了。
一个家族、一座寨子、一个地方经济的由盛及衰，未必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也未必是“富不过三代”的宿命灵验。似水流年中，那些曾经的辉煌，只是一个供人回忆的梦。大安寨这座白花花的盐山，辉煌一如浮云，氤氲不再，盐山逐渐在崩塌与衰败中让人遗忘，早已没有了白盐与白银交相辉映的绚丽;而曾经那顶闪耀着血色的顶戴花翎，也早已经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它们在历史风雨的浸蚀下，悄然溶解，与龙首山的泥土融为一体……
这些恩仇、财富与往事，在时间的长河中，模糊了身影，坟茔一样。当我在暗夜里打捞的时候，它们，才散发出一点幽灵般的光。
记得，离开自贡的那天，天下起了大雨，我开着车在高速路上飞驰。望着车窗外的大雨，我想，那个置身“洋房子”里的低保户，他的水窖里，应该又有许多新鲜的无根水注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