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生于1942年，她来人世间一趟，走过了71载。
母亲17岁那年，外婆病入膏肓。临终前，外婆嘱托姨婆：“我快不行了，给翠秀找个合适的人家吧。”
姨婆是外婆的幺妹，1947年来到父亲的村庄，嫁给姨公。1959年遇大旱，到处闹饥荒，大家都食不果腹。而父亲后院自留地里的青菜，却长得很好。姨婆看父亲勤劳朴实，做得一手好农活，做媒又做主，将母亲许配给了父亲。
父亲娶母亲的时候，父亲带了两段红花布当作聘礼，跟着姨婆到外公家。出嫁的那天，母亲给外公磕了个头，对外公说：“爹，我走了。”外公说：“去吧，到那边后要好好过日子。”就这样，没有锣鼓相迎，没有嫁妆相伴，母亲跟着姨婆，跟着父亲，沿着蜿蜒荆棘的山路，来到父亲的村庄，来到只有父亲一人的家，做了父亲的妻子，做了我们的母亲。
母亲个子不高，一米五五出头，从我记事起，才40多岁的母亲，已是满头白发。每到冬天，母亲头上总是挽着两尺白布当帽子御寒。
1978年，36岁的母亲生了我。常听长辈们说，在我五六岁时，都还在母亲怀里要奶吃。那时，只要我一扑进母亲怀里，还在地里劳作的母亲就会放下锄头，找块平整的石块坐下，背靠土坎，扒开蓝色的土布衣服，捏捏她的乳房，抚摸着我的头，用她那几乎快要干瘪的乳头喂我奶水，哺育着我，这便是母亲留给我最初的记忆。
母亲一生勤劳。我家六口人，父亲、母亲、大哥、二哥、三姐和我。我们生产队自然条件不好，人多地少土地贫瘠，多为“望天水”田土。记忆中，母亲总会在我家田土或山林旁，开垦一点荒地，跟着节气种上一点玉米小麦，抑或是黄豆南瓜。农闲时节，天还没完全亮，父亲就挑着南瓜，母亲则背着黄豆，到附近的几个集市换成钱，供大哥上学，带二哥治病，给三姐和我添置衣服。因为父亲和母亲勤劳持家，过年的时候，我家总会比一般的人家多杀一头年猪。父亲和母亲重视子女教育，大哥是我们生产队第一个考上师范有工作的人。
母亲身体不怎么好，即使大热天，也穿着两三件衣服。记得小时候，她总是天不见亮就背着背篼，迎着露水去打猪草，然后回来煮早饭。饭熟后，母亲会先给我捏一个饭团，饭团里放一点盐和猪油。煮饭的时候，母亲会丢一小块姜放进柴火灶里，等姜烧得半熟时，用热姜擦她的额头。伴着她的一两声咳嗽，喊着我的乳名对我说：“松儿，用姜给妈擦擦背，姜最好了，预防感冒又治感冒。”我就吃着母亲捏给我的饭团，擦着母亲的背，瘦弱又温暖的背。
母亲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小时候，临近开学我的作业还没做完时，母亲便会提醒我：“松儿，还有几天就开学啰，今天晚上你把作业写完，妈给你做新鞋垫，妈陪你。”说这话的时候，母亲没有责备、没有埋怨，也没有给我讲什么人生大道理，她只是担心我完不成作业，被老师责骂打手心，她会心疼。
没进过学堂的母亲，坐在火炉旁陪我做作业时，有时还会一脸认真地帮我想作文题目，帮我编作文内容，她说、我写，作文的题目和内容其实很简单，无非就是我和母亲上山砍柴下地挖土的那些农事。稍长大了，有一次我对母亲说：“妈，我教你写你的名字。”母亲看着我，正在洗碗的手慢慢放下，既紧张又兴奋，双手在围腰上擦了又擦，缓缓来到我跟前，又用衣袖擦了擦凳子，安静地坐下，一笔一画很努力写着她的名字，一辈子她只会写的三个字，腼腆得像个孩子，虔诚得像个学生。
我上初中的时候，每逢赶集日，头一天晚上，母亲便会提着篮子，到家里的菜地里，挑选一些又大又熟的瓜豆茄子背回家，放在堂屋里。第二天凌晨四五点，母亲便起床，穿上干净的衣裳，打一盆清水，洗干净要卖的菜，再用湿帕子擦干，小心翼翼地把它们装进背篼里，用芭蕉叶盖住。准备好要卖的蔬菜后，母亲才抱一点干柴，生火烧洗脸水，炒两碗前夜的剩饭，给我找来上学要穿的衣服，叫我起床吃饭。
出发的时候，我背着书包，手提一袋去学校换成饭票的米，母亲背着蔬菜，拿一根木棍当手杖，母亲在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打手电筒照路。我们家到集镇十几里地，每次我和母亲都要走上一两个小时。去镇上的路，有一半是连续上坡的石板路，上陡坡时，母亲背着背篼，一手拄木棍，一手去够山路旁伸过来的树枝，用力拉着它们，向上攀爬。
到了镇上，天才刚刚亮，母亲去卖菜，我则去学校。下午两三点钟，不管菜卖没卖完，母亲都会来学校找我，递给我她买的吃食，再给我角票，叮嘱我：“松儿，好好读书，周末早点回家。”看着母亲佝偻的背上背着还没卖完的菜，慢慢消失在回家的路上，我握着手上的吃食难以下咽，母亲连为自己买一杯水的钱都没有舍得花。
母亲很善良，爱帮助左邻右舍。邻里有困难的时候，母亲常安排我们兄妹，“今年年岁差，收成少，给你王昌叔家拿升米过去，给你罗平叔家端碗油过去。”因为母亲爱帮助人，乡亲们对母亲也很好。母亲个子矮，人力气小。农忙的时候，母亲挑着粪桶去地里时，罗家万友叔万平叔看见后，便会叫住母亲，主动给母亲挑上一段。母亲背着玉米回家时，梁家昌学哥昌明哥看见后，便会主动接过背篼，帮母亲背回家。
母亲很乐观。从记事起，没见过她对家庭对生活有过一句怨言，她总相信日子会越过越好，她对我们几兄妹的爱平凡而朴实。大哥从小懂事，读书认真。上中学时，大哥写的作文被当作范文在学校广播上朗诵，母亲说，“老大听话，给刘家争气了。”我家有两棵银杏树，父亲和母亲打算老了用来做棺木，一人一棵。大哥结婚时，母亲对父亲说，“去把我的那棵砍了，给老大打床打家具。”
二哥7岁生病患脑膜炎，24岁离开人世。二哥生病这么多年，母亲给二哥熬药做饭洗衣服照顾他，从来都是鼓励和安慰。二哥去世后，她常对我们说：“丑二(二哥小名)只是命不好，他要是不生病，你们兄妹中，他人最聪明，模样最俊。”
三姐上完初中后没考上高中，父亲让她去复读。一周后，三姐回来把学费还给了父亲。那几天，父亲不怎么说话，时常叹着气。母亲对父亲说：“建容读不进去，就算了，叫她大哥在城里给她找点事情做吧。”三姐结婚嫁到另外一个市州的县城，次年生外甥女。生外甥女时，母亲带了一大包给三姐和孩子缝制的衣物，坐了一整天的车，去看三姐。在那里住了两天后，母亲便又赶回来，忙家里的农活。
我结婚不久，父亲和母亲离开老家，搬进我和大哥工作的县城一起居住。进城生活后，母亲仍保持着农村人的勤劳，执意要求大哥给她和父亲谋了一份打扫街道卫生的工作。母亲常对我和大哥说：“我和你爸一辈子在农村习惯了，找点事做，对身体要好点，还能给你们兄弟俩节约点生活费哩。”
虽然我自己都做了父亲，但在母亲眼里，我永远是长不大的孩子。有两次，我去看她，她拽着我的衣袖，悄悄把我喊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手帕，从里面抽出几张私房钱悄悄对我说：“拿去，给我孙女买东西吃!”
2013年的一天下午，父亲来电话说，母亲突然晕倒在厕所里，人快不行了，让我快回去。接完电话，我以为母亲不过是像前两次一样，平时衣服穿得厚汗水流得多，缺钾严重，输几天液就好了。晚上6点，我在医院见到了母亲，她安静地躺在病床上，仅剩一点微弱的呼吸。我喊了几声母亲，她微弱睁开眼，努力应答了我一声：“嗯。”那是母亲在人世间说的最后一句话。深夜11点，母亲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永远离开了我们。那天刚好是中秋节，冥冥之中，母亲可能是想去陪二哥了。
母亲的后事安排上，父亲嘱咐我和大哥，“我年龄大了，你们两兄弟做主，把你们母亲的后事办好。”我跟大哥商量：“母亲爱热闹，就把墓地选在县城的公墓，这样好经常去看她。”大哥却说：“公和婆还有大伯跟丑二的坟都在老家，叶落归根，还是把妈送回家吧，她不会孤单的。”就这样，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跟着送葬的队伍，陪着母亲离开了县城，她生活了8年的县城，又回到了老家，她在那里生活46年的老家。
现在，我们都离开了母亲。父亲在小城，步履蹒跚，日日夜夜思念母亲，孩子一样念叨着母亲。大哥生活的城市远离村庄，自己也当上了祖父。三姐出嫁的小城与母亲相隔万水千山。我，给了母亲苦痛和希望的小儿子，在黄昏，看余庆河一圈圈消瘦，做迷茫生活中的一只虫子，或者，勤恳工作。
我们都离开了母亲，母亲又回到了故乡，遥远的故乡。坟前的马尾草和杜鹃花，年复一年，伴随着母亲。孤独的村庄，瘦发成丝的村庄，有夜夜风声，吵醒母亲，唤她在每一个清晨，遥祝她的儿女，平安，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