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埠知名作家綦国瑞在《难忘的会面——怀念安家正先生》中说过：“一个成功的文人，一个成功的作家，是靠作品说话的，他的二十几卷的文集，是留给烟台和后世的宝贵文化遗产，他用自己的著作为他树立了一座不倒的丰碑。”这一段感言，是对安先生一生献身文化事业的中肯评价。先生著书几十部，达千万言，约一半是在夫人的照料下，坐在轮椅上拿着放大镜一笔一笔写成的，对烟台文史事业卓有贡献。
先生不凡，他的文人风骨尤其令人钦佩。他对胶东文化的关心和热爱，已然成为生命的自觉，胶东文化透尽骨髓。他是一个性情中人，秉性直率，敢于直言，从不随波逐流、曲意奉迎，人送外号“安大炮”；和时间赛跑，笔耕不辍，舍命书史，舍家存史，是公认的“拼命三郎”；燃烧自己，成就他人，教诲后进，不愧为青春路上的“人生导师”。怀着敬仰之情，写成此文，以表达对先生的追思和怀念。
一
在我的印象中，“性情中人”是安先生的一大特征。先生是原烟台教育学院教授，1984年，我到中文系求学，成为先生的学生。随着上课铃声响起，一个大脑门儿、胖身体、粗线条的中年人，三步并作两步踏上讲台。他的头顶油光锃亮，一张胖乎乎的国字脸，戴的镜片一圈一圈荡漾开，看着比啤酒瓶底还厚；一双不大的眼睛，在“瓶底”后面有节奏地转动。“我叫安家正。当代文学是研究分析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至今的文学发展历程……”他的开场白干脆利落、直扑主题，声若洪钟、满屋炸响。他将课本和讲义往桌上一撂，抬起头来就开始侃谈风格流派、人物形象、写作特点等，如数家珍、信手拈来。数日后的第二课，他讲授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在稍作简介后，他开始朗读课文，读得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极富感染力。一小段后，声音由朗朗到低沉又转为哽咽，他最后发出轻微的哭泣声，眼泪也跟着流出来。他掏出手帕擦擦眼，歉意道：“对不起，我这个人容易动情。”后来得知作者陶斯亮曾经历种种磨难，而先生也有过同陶斯亮类似的际遇，因此我又重读该文，终于理解先生动情之所在。
大学毕业后，和先生见面的机会太少，偶尔从同学那里听到一些消息。他长期担任人大代表，积极议政建言，每每慷慨陈词，直言不讳。在一次研讨发挥地域文化作用的座谈会上，安先生就“放了一次炮”。当时，他凭着对烟台地域文化的认识，诚恳地表达出与研讨会负责人相反的观点，也对地域文化的相关问题提出了批评，期间嗓门越说越高，情绪也慷慨激昂。先生一手擦汗，一手挥扇，说到痛心处，大有怒发冲冠之势。
类似情景，大家多有所见，也时有耳闻。一年夏季，母校在栖霞举办教师培训，我有幸见到了他，半开玩笑地跟他谈起坊间“安大炮”的绰号。他听后反而颇为得意：“知道知道，这叫法贴切，我喜欢！”
传闻或未必可信，我却有幸亲身经历“炮轰”的场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为了充分发挥文物的作用，省市专家汇聚栖霞召开研讨会，先生受邀参加。按议程，地方有关同志就文物保护工作进行介绍，与会人员纷纷表示肯定，提出意见建议。轮到先生发言，他开场就指出文物保护工作的一系列问题。原来，他在参会前先实地调研了一番，提出的意见有的放矢，针对性很强。我不停给先生使眼色，没反应；我又暗扯一下他的衣襟，还是没反应；再扯，用力大了一点儿，他的身子微斜一下，马上转过脸不悦道：“你好不好别搞小动作？”声毕，大家把目光全射向我，我的脸“唰”地红到耳根。餐叙时，先生说：“我这人秉性如此，我对工作负责，有话不说憋着难受，人称‘安大炮’是也。”
餐后，先生问我文学写作的事儿，我说自己天天考虑新闻宣传怎么搞，文学写作恐怕心力不足。他有点儿失望，但还是鼓励我别丢了文学梦。离开时，他送我刚创作的杂文集《豆腐干集》。先生工作之余，经常发表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有人揶揄他只会写一些“豆腐干”，他不以为意，乐此不疲。后来，他精选多块“豆腐干”编印成册，干脆取名《豆腐干集》。后来先生又陆续推出了《小摆设集》《说不清集》等“豆腐干”作品。
先生品正行端，不仅敢于直言，而且不徇私情，不怕“犯上”。前些年，他就多次把一些“安排”的稿子扔进纸篓。他自豪地说：“考我一生，无缺德之事，无‘整人’之迹，无拍马之嫌，无营私之举。”编著《胶东当代文学史略》时，有好友给他打电话，希望自己的作品也能入“史”，他坚持杜绝降格以求，维护了文学史著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良有以也。
二
人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纵观先生一生，他就是一位“有一点儿精神”的人，而且他的这“一点儿”，足够大、足够高、足够美。这“一点儿”，就是他舍命书史、舍家存史的“文化献身”精神。綦国瑞曾心有感触地说，安家正先生有两点让他敬佩，一是自觉地、真诚地、全心全意地对烟台地方文化热爱、关心、发掘和弘扬；二是以忘我的态度写作，身患重病仍不松懈。我亦有同感。他是文人中的豪士，心胸似壮阔的大海，直抒胸襟，不藏不掖，快言快语，总有振聋发聩的力量。
烟台二马路东首路南，原烟台教育学院院内有一栋不起眼的砖混结构房，在其中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住宅里，一条窄廊，将住宅分成几个小方块——这就是先生的家。南向靠窗光线充足的地方，放着一张老式写字台，北面和西面是书柜“砌”起来的“书墙”，靠东墙放着一个简易的双人沙发，这是先生会客和休息的地方。先生的书房是他爱人邹淑香老师命名的，叫“傻干斋”，并赠言：“越忙越穷，越穷越忙。”
在蝉都耐不住的酷暑中，先生身穿一件老头衫，闪闪发光的大脑袋上顶着一串串汗珠子，汗流浃背地伏案写作；冬天，先生脚蹬棉拖鞋，身披面包服，由于视力太差，大脑袋紧贴在写字台上写作。
长年累月的青灯黄卷，他的健康被严重透支了。2000年前后，先生夜以继日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戚继光》时，突发急性肝炎引发肝坏死，医生下达了病危通知。经抢救治疗，他凭着顽强毅力战胜了死神，转危为安。当大家都以为经此大难，他会稍事停歇，休养身体，他却自觉时日无多，更应只争朝夕，更加拼命发力。他从文几十年，著述数百万字，这些文字很多是反映胶东地域文化的，他决定认真整理，并结集出版，以留存后人。
想干事则必干成，在亲朋支持下，几百万字的《安家正文集》于2001年出版，素白封皮，没有一幅照片，也无一张插图，封面只有“安家正文集”五个大字，行内称为“白皮书”。文集封底定价处，十分醒目地印有“全书八套，只赠不售”。峻青先生阅后专门写了一篇《白皮书的震撼》，表示：“真个是素面朝天，朴素得令人惊奇，甚至令人震撼……美学的臻境，是崇尚素雅，淑静自然，‘白皮书’可算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恶疾丝毫没有阻遏先生创作的步伐，2002年，《沧浪酒魂张弼士》奇迹般摆在世人面前。
屋漏偏逢连夜雨。2008年2月的一天，先生突感手脚麻木，吐字含混，被脑血栓永远“摁”在轮椅上，与助行器“绑”在了一起。大家为他的健康担忧，但也认为他终于可以“消停”了。去看望他时，他依然谈笑风生：“（脑血栓）没‘栓’了我的大脑，还能思考；没拴住我的右手，还能写字。”后来，先生身体每况愈下，耳朵几近失聪，右眼完全失明，大小便失禁，日常离不开放大镜、轮椅、助行器、尿壶，但先生仍旧表示：“幸而尚无吞咽困难，脑子尚可，右手无碍，仍可带着放大镜写作。”
三十年前，先生出于研究爱好和责任担当，萌发了写作一部《胶东通史演义》的想法。靠着放大镜，他用微弱的视力熟读二十四史，遍览山东省市史志等历史典籍，每发现有关记录，都欣喜若狂，记录的读书笔记数十本，制作的读书卡片上千张，达百余万字，完成的草稿装满了多个厚厚的档案盒。
从先生的“轮椅人生”开始，他就以保尔·柯察金的精神，以“向天再借二十年”的豪情壮志，又陆续推出了《胶东半岛鸟文化》《秦淮悲歌》等著作。2011年，历时三十余年的准备和创作，90万字的《胶东通史演义》顺利出版，2012年获“烟台市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一等奖”。从表面上看，这是一部装帧精美、内涵丰富的地方通史，但这部记录了胶东地区几千年文明史的大作，是一个失能老人一笔一画爬格子完成的。
先生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收获颇丰，在胶东文学史和峻青文学创作理论等方面的研究也颇有建树。当年先生还是高中教师，为学生讲解峻青小说《党员登记表》时，有学生对“黄淑英妈妈的形象是胶东革命妈妈形象的代表”提出质疑。先生出于对学生读书热情的爱护、对作者本人峻青的尊重，大胆给素不相识的峻青写信求证。峻青认真回了信，两人性情相投、观点相近，越谈越投机，遂结为文坛好友，成了忘年之交。从此，先生开始研究峻青作品，创作关于峻青的文章，留下几十万字论著。
2010年11月，烟台峻青文化研究会成立，先生被推举为会长。写一本系统研究峻青文学理论、解读峻青作品的书，是先生多年的愿望。随着先生年事已高，身体几乎失能，特别是2016年得知九十多岁的峻青老人神志开始模糊的时候，先生更加心急如焚，发誓要在峻老在世时完成《峻青散文研究》。为此，他发疯一样投入写作，以每天几千字的速度赶写书稿，结果又住进医院。病床上，他不顾医生劝说，一边打着吊瓶一边写作。他说：“只要我醒着，就要写。我了解自己的身体，怕走不出医院的门，我要和老天抢时间。”待病情稍一好转，先生就强行出院。时逢年关，先生闭门谢客，突击写作，终于完成约36万字的《峻青散文研究》。该作倾注了先生毕生所学，对学习研究散文写作、繁荣文艺创作具有积极意义。他表示，这是他压棺垫枕之作。
福山区女作家梁益美在一篇纪念文章里，记述了她第一次拜访先生的情景：
双手搭在轮椅扶手上，斜背着挎包，像婴儿推着学步车蹒跚学步，我赶忙迎上去，想帮忙却又无从下手，安老见状大脑袋连连摇晃笑着说，你们都帮不上忙，还要靠我自己！我这才发现，他的镜片一圈一圈荡漾开，似乎比啤酒瓶底还厚，斜背着的也不是什么挎包，而是尿袋！……上楼，安老的爱人邹淑香老师早就迎在门口，安老则像凯旋的战士朗声说道，回来喽！满满的傲骄，像个孩子干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渴望大人的夸奖，大脑袋晃着，大嘴巴咧着，大眼睛呆萌萌地看着邹老师。后来我才明白，其实安老是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每天都在和病魔抗争！
梁女士这段记述，真实反映了先生晚年的状态。病痛并没有消磨他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和对发掘弘扬地域历史文化的责任心。每有举办地域文化方面的活动，只要邀请先生，他都积极参加，根据活动要求事先准备发言，坐上轮椅，背起尿袋，俨然一个出征的壮士。在会场上，他依然大脑袋晃着，大嗓门喊着，神态自若，谈笑风生，真知灼见，口若悬河。在最后的至暗岁月，他患上胰腺癌，浑身水肿，大小便失禁，经历着一生中最为痛苦、最受折磨的日子。先生还是忍着病痛折磨，完成了《峥嵘岁月》《思絮漫逸》等合计几十万字的著述，遂成绝笔。
三
先生风骨铮铮，也侠骨柔肠。先生曾自我评价：“本人是一流的教师，二流的作家。”“一流的教师”并非自诩，实乃有口皆碑。山东省楹联艺术家协会名誉主席、烟台市文联原副主席贺宗仪，没有跟先生读过一天书，却在他退休后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经常向他讨教。贺宗仪先生发自肺腑地说：“倘若以直接接受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之间亦是一种‘师生’关系。”他曾敬赠先生一首七律：“安家正气伴清声，师表文光肝胆倾。学富才高名鼎鼎，德馨望重骨铮铮。中风偏痪笔犹健，追日近盲心愈明。陋室愚公休谓傻，等身著作自峥嵘。”这就是他心目中的安家正先生，也是他用文字为先生描绘的“画像”。
我作为先生的学生更是感同身受。在大学读书时，我曾做学院《火花报》的编辑和院广播站编辑，报纸半月一期，广播站每天有午间新闻播报，工作量比较大。我经常向先生请教如何提高办报质量、如何搞好广播宣传，先生一点儿架子也没有，热心地提出很多指导意见。在学习之余，我也有时写点儿“豆腐块”，投寄报社后都泥牛入海、杳无音讯。我向先生诉苦，他鼓励我不要灰心，要继续努力，选题和稿子质量需要提高。后来我又写了多篇请先生批阅，先生优选一篇，改得面目全非。我誊写一遍投给报社，几天后见报了。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文章，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从此催生了文学梦。后来得知，那时先生很忙，正夜以继日创作一部长篇小说。每到上课，经常看到他眼睛布有血丝，拿手绢拭泪。
先生殷切希望他的学生跟他走文学之路，在日常教学中注重因材施教、因势利导，点燃学生的文学梦想。一次期中考试，有一道题是有关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相关内容。考试过后，不少同学抱怨出题超纲，让学习委员反映意见。后来的试卷分析课上，先生指出：学习当代文学史，了解当前最前沿文学创作情况，是基本要求。大家毕业后大都从事语文教学，要经常练笔，希望大家怀有作家梦，多出几位作家。恳切的言辞饱含着深情，眼神中流露出满满的期待，大家深以为然。
和我同在校报和广播站做编辑的同学宋文华，毕业后坚持边工作边写作，经常与先生交流，得到他的精心提携，几十年笔耕不辍，多次在省和国家级诗歌比赛中获奖。先生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关心爱护，对文学爱好者也是满腔热情给予指导。先生对青年人才的爱惜和培养，对后学晚辈的提携和帮助，为众所公认。文化学者王天仁、烟台文联原副主席贺宗仪、福山女作家梁益美、栖霞文化学者孙明浩等都曾撰文怀念，感念先生推许新秀、奖掖后学之恩。
2004年，烟台市部分楹联家及楹联爱好者自发筹建楹联家协会。为了争取社会各界支持，计划聘请文化、教育、旅游等领域专家担任顾问。这个组织虽然不大，但因其宗旨切合先生弘文传道的心愿，他欣然应聘，并出席首次会员代表大会给予鼓励。此后，协会每年召开理事会议，他都是有请必到，平时则有求必应。2009年协会成立五周年，贺宗仪先生策划主编《烟台当代楹联论品集》，向先生约稿，不到一周时间就推出大作《从毓璜顶楹联说到烟台地域文化》。先生担任烟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组组长，对各县市区的“非遗”工作非常重视。先生坚决反对民俗商业化，认为民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畴，是需要挖掘的，而不是创新，创新的民俗是没有生命力的。他曾说：“栖霞八卦鼓舞是个好东西，与海阳大秧歌有一比。”在先生的关心帮助下，八卦鼓舞成功申报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先生一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胶东历史文化研究，也格外爱惜从事胶东地域文化研究的人，极力鼓励帮助他们。文学爱好者孙明浩发表过不少文章，欲将多年心血之作《胶东风流》出版。他慕名向先生表达意愿后，先生没有推辞，百忙之中题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给予很高评价。先生的气度和鼓励，让他非常感激。在先生的鼓励指导下，他业余时间沉浸在栖霞地域历史文化的探索研究中，出版了《栖霞风物》，托人呈送先生斧正。先生在《烟台日报》发表书评，称《栖霞风物》是“地域文化的鸿篇巨制，是很值得庆幸的事”。在先生的激励下，他又出版了《神仙丘处机》等系列地域文化作品。
芝罘区的荆辉祥喜欢挖掘整理民间故事，颇有收获，先生知道他准备出书，不仅帮他订正文稿，而且亲自作序，又联系书法家题写书名。先生就是这样不为功利，甘做人梯，愿为年轻人站台，奖掖后辈。他自己率先垂范，把胶东历史文化研究传承当成一种历史责任、一种崇高事业，带出了一大批胶东历史文化研究者，取得了丰硕成果，为挖掘和保留胶东地域文化作出突出贡献。
数月前，我刚拜读了先生贤夫人邹淑香老师的《奋斗者——安家正同志安息吧》一文，该文以日记形式记录先生生前最后十个月的艰难生活。2023年3月19日凌晨，安家正先生辞世。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还拖着病躯为三十余人的书作序，短则千余字，长则几千字，给友人书信十几封，还向市里寄送关于烟台地域文化研究的建议信。去世前二十天，威海市文登区的同志看望他，他提出组建“文登学”研究梯队的建议。去世前几日，他还拿着放大镜浏览刚完成的《峥嵘岁月》和《思絮漫逸》书稿。读及此，不由泪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