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缓缓升起，如水的银光毫无保留地倾洒在房前屋后，给整个世界都蒙上了一层梦幻般的薄纱。洋槐树下，那个用麦秸扭成的墩子上，稳稳地坐着一个熟悉的身影。她手持菜刀，专注地切着菜，嚓嚓的切菜声在寂静的小院里回荡，清脆而又悠长，仿佛能传至很远很远的地方。
那便是我的母亲——一位上了岁数、裹着小脚的平凡女性。她识字不多，却怀揣着对文化的深深敬畏与崇尚，这种精神如同熠熠生辉的火种，照亮了我们整个家庭前行的道路。
犹记得我第一次从学校拿回新书时，母亲的眼中闪烁着惊喜与欣慰的光芒。她小心翼翼地翻着语文课本，那粗糙的手指轻轻摩挲着书页，指着上面的“我、你、他”等简单的字，略带自豪地说：“这些字我认识。”她缓缓地向我讲述起爷爷的故事，爷爷是个极有文化的人，饱读诗书，还常常为乡亲和家人们念那些蕴含着无尽智慧的书籍。爷爷满心期望家人们都能读书学文化，在他心中，只要有人捧着书认真研读，旁人都不应打扰，也不能让其干活，一定要让他们能全身心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
在这样浓厚的文化氛围熏陶下，母亲虽未能接受系统的教育，却也粗通文墨，还跟着奶奶学会了简易八卦。她能掐着手指，依据卦理推测物品丢失的去向。谁家丢了鸡、猪、鸭，或是钥匙、筐子之类的东西，总会心急如焚地来找母亲帮忙掐算。母亲总是谦逊地推辞，说不一定准确，可对方却满怀期待，一个劲儿地央求：“管它准不准，你就帮我算算吧。”母亲问清丢失物品的时辰后，便伸出左手，在手指上按八卦的卦理，循着子丑寅卯的顺序仔细推算，而后告诉来人，所要找的物品是在远处，还是在近处;是在高处、矮处，亦或是不高不矮处。神奇的是，来人按照这个大致的方向去找，有时真的就能找回丢失的东西。再见面时，他们总是赞不绝口：“你掐算得真准!真的在不高不矮处呢。”于是，下次丢了东西，他们依旧会满怀信任地来找母亲。母亲心地善良，一心只为他人着想，只要别人有需要，她便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而且从不收取分文报酬。在她看来，只要听说丢失的东西找到了，那便是对她最高的奖赏。
母亲对文化的崇尚，深受爷爷奶奶的影响，而这也促使她极为重视对孩子们的文化教育。她曾无数次坚定地说：“我就是吃糠咽菜，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们上学，一直供到孩子自己实在上不下去为止。”在母亲的坚持下，姐姐上了村里的识字班，成功实现了文化“脱盲”，大哥高小毕业，我和四弟也分别努力读到了高中毕业。在那个还没有恢复高考的年代，这已经算是我们能达到的学业顶峰了。
母亲之所以如此执着地崇尚文化，还有一个深刻的原因，那便是她从自己苦难的身世中悟出的道理。听母亲讲述，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姥爷，和姥爷的兄弟一起做着小本生意。然而，不知因何缘故，竟得罪了本村的地主恶霸。那恶霸带领着一帮杀手，气势汹汹地抄了姥爷家，还抓走并残忍地活埋了姥爷兄弟俩以及姥爷家的大儿子，三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姥爷弟弟的两个儿子侥幸逃出，被迫远走他乡。走投无路的姥姥，变卖了家中仅有的家产，决心状告地主恶霸，为亲人讨回公道。可家里却没有一个识字的人能写状子，村里虽有识字的人，却因惧怕恶霸的势力，不敢帮忙。姥姥无奈之下，只能带着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四处投亲奔友，走了五六个村庄，花了不少钱，才终于找到了愿意给写状子的人，自此正式踏上了告状申冤的艰难之路。
这是母亲第一次在心灵深处感受到识字的重要性。然而，在黑暗腐朽的旧中国，有理、有状子，若没有钱，根本打不赢官司。对方早就仗着财势买通了官府，姥姥的官司从县打到州，始终没能胜诉。但姥姥毅力坚强，心中的那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她又准备把官司打到府和省。为了减少拖累，她迫不得已，只能打发了三个女儿。大女儿提前出嫁，二女儿和三女儿则被送给人家当女儿或当童养媳。作为二女儿，当时只有13岁的母亲，被送到了我家当了童养媳。
当然，官司打到济南府依旧没能打赢。后来，还是姥爷弟弟家侥幸逃离家乡的两个儿子中的老二，投奔了八路军，后来当上了县公安局长。他起诉地主恶霸，在人民政府的公正审判下，地主恶霸终于被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作为公安局长的二舅，亲手执行了对恶霸的死刑。临刑前，二舅愤怒地说：“你杀了我一家三口，我要打你三枪。”也只有在新中国，有了党和政府的支持，穷人才真正得以报仇雪恨。这是后话了。
母亲到我家当童养媳的第二年，正值兵荒马乱的时期。有一次，她和十几个小伙伴在地里割草时，不幸遭遇了土匪绑票。土匪们把这些孩子带到山上，恶狠狠地命令他们自报家里土地的亩数，并当场宣布：家有10亩地以上的，因为预计能付得起较高的赎金，一天给吃三顿饭;家有5亩地的，一天只给吃一顿饭。第一个孩子说了实话，说他家没有地，土匪二话不说，“嘭”的一枪就把她打死了，还恶狠狠地说：“你家没地，交不起赎金，留你干什么?”后面的孩子吓得再也不敢说家里没有地了。我家那时只有3亩地，母亲为了能活命，壮着胆子报了5亩地。父亲四处借钱，却怎么也凑不齐15块大洋的赎金，还差3块大洋。无奈之下，只好找本村一个有文化的人写了一份担保书，保证秋季粮食卖了之后再补齐赎金。这份担保书发挥了关键作用，最终我家用12块大洋把母亲赎回。这件事再一次让母亲深刻地认识到识字的重要性。
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我们兄弟姐妹陆续来到人世间。为了让孩子们能读书学习，母亲吃尽了人间的苦头。父亲因为长期给地主家当长工，积劳成疾，患上了痨病，干不了重体力活。我姐姐和我兄弟们年龄还小，都不够整劳力，一家人的生计便全部压在了母亲那瘦弱的肩上。母亲每天起早贪黑，在生产队里拼命干活，不管活儿有多脏、多累，她都全力以赴地去干。即便如此，一年到头拼死拼活，挣的工分依然少得可怜。而生产队分粮食是按照工分来分配的，我们家人口多，工分少，分到的粮食根本不够吃，一年中有半年都处于缺粮的状态。为了不被饿死，我们只能想方设法地寻找一切能吃的东西。能挖到野菜，摘到榆树叶、洋槐树叶，对我们来说就是享受了。最难吃的要数花生壳、杨柳树的叶子，但为了活下去，我们也只能硬着头皮吃下去。
母亲在月光下切的菜，其实是地瓜秧。在地瓜收获之前，生产队会把地瓜秧按面积分给各家各户。有粮食的人家把地瓜秧收走晒干后用来喂牲口，而像我们这样的缺粮户，就把嫩的地瓜秧掐下来，切丝晒干当作主粮。吃饭时，把这种地瓜秧干菜泡发，掺上豆面做成渣豆腐，用煎饼包着吃，这样每人每顿饭就能省下一两个煎饼，勉强维持生计。为了赶在生产队挖地瓜之前把地瓜秧掐完、晒干并收藏好，母亲常常彻夜不眠地忙着切菜。我那时经常在夜里被母亲叫醒，要我起来帮她磨菜刀。
每当家里最困难的时候，总有人劝母亲：“别让小孩上学了，让他给生产队割草，也好赖能挣点工分，上好了学又有什么用!”但母亲却始终不为所动，坚定地让我继续上学。上初中时，学校在八里路之外的公社，我需要住校。家里没有多余的棉被，我只能和同学打通腿共用一床被。没钱买学校的饭，我就自带干粮——用地瓜干磨成糊做的煎饼。后来家里的地瓜干吃完了，我就只能带野菜或树叶做的菜团子。有一天中午，我正在吃菜团子，恰好被校长看到了。他惊讶地问：“你怎么吃这种东西?”我如实回答：“家里没粮食了。”校长听后，十分同情，帮我向公社申请了30斤救济粮。我到公社的粮库领回了20斤高粱和10斤玉米，母亲和全家人得知后，都特别高兴。这些粮食掺着野菜和树叶，帮助我们一家人又一次度过了饥荒。
母亲含辛茹苦地供养我高中毕业后，我参军入伍。凭借着高中毕业的文化优势，我在部队考入军校，成为了一名军官。回首过往，我深知这一切都离不开母亲的坚持与付出。
母亲在月光下切菜的身影，那嚓嚓的切菜声，早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心中，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那不仅是母亲为了家庭生计辛勤劳作的缩影，更是她对知识、对文化不懈追求的象征。她用自己的坚韧和执着，为我们撑起了一片希望的天空，让我们在艰难的岁月中，也能触摸到知识的光芒，感受到文化的力量。
母亲用她的一生告诉我们，文化不仅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改变命运的力量，是在黑暗中指引我们前行的明灯。无论生活多么艰难，只要心中有对知识的渴望，有对文化的崇尚，就一定能冲破重重困境，迎来属于自己的光明未来。
感谢您，敬爱的母亲，愿您在天堂安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