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哥过生日那天，我刚进门，便与二姐的目光相遇。她一边热情地招呼我，一边为我泡茶。望着眼前头发银白、满脸皱纹的二姐，她的婚姻故事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二姐姓刘，名素华。自我记事起，我们两家便是紧邻，竹片编的墙壁不隔音，两家人常隔着墙壁对话。我家与二姐家并无亲戚关系，但感情很好。二姐的生母在养育了她和她哥哥后便去世了，父亲再婚后又添了一弟一妹。二姐家在解放前比较有钱，解放初期被划定为“富农”成分。从此，这个成分成了她一生的“时代烙印”。
二姐家因成分问题，常被人歧视，甚至被人欺凌。村社干部常派她父亲参加修桥补路之类的义务劳动。
1968年我读五年级时，二姐已二十多岁，年轻时的她秀外慧中，高高的个子，长长的辫子，红彤彤的脸庞。然而，由于家庭成分问题，媒婆多次为她介绍对象都未能成功。个别人甚至在背后说她家在解放前欺压穷人，她嫁不出去是报应。
那年下学期，经我父亲的一位工友介绍，二姐与一位近五十岁的铁路工人晏长富相识。晏长富原配因病早逝，他有一个与我同龄的儿子。相识后，晏长富常到二姐家看望她的父母，我们称他为“晏师傅”。他的年龄虽与我父母差不多，但仍然随二姐尊称我父母为长辈。快30岁的二姐对晏师傅没有挑剔，晏师傅对二姐也很满意。按理说，他们的婚姻本不该有问题。但在那个天天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家庭成分被看得极为重要。晏师傅所在的单位两次派人到我们公社、大队、生产队，甚至邻居家中，进行了大量的走访调查，了解二姐一家的表现，重点调查他们解放以来是否做过危害人民政府和群众的事情。为了佐证二姐家与邻居的关系，二姐数次邀请我到晏师傅工作的单位去玩(我家是贫农)，每次我去，他都特别开心。
尽管晏师傅十分喜欢二姐，但由于外部压力巨大，二姐一度想放弃这段恋爱关系，但晏师傅始终不同意。他每次到二姐家，都带上一本《毛主席语录》，尤其爱看毛主席关于“不唯成分论”的论述。他用这些话语鼓励二姐，也为自己争取理解。
1969年初晏师傅终于与二姐结婚了。婚房不足10平方米，后面是生产队的牛圈房，中间仅用破篾席隔断。二姐对婚房做了简单的粉刷，用篾席吊了个顶，先用废报纸将婚房与牛圈房之间的旧篾席糊了一层，再糊上白纸。婚房内家具很少，除了一张床、一个高柜、一张写字台，别无他物。
婚礼在1969年春节期间举行，二姐只邀请了几个亲戚和三户邻居。客人们参观了二姐的婚房，吃了酒席便散了。二姐的几位亲戚，没有人知道她婚房后面竟是牛圈房。
那时，生产队的耕牛有专人饲养，饲养员必须在夜间给耕牛添加饲料。如果忘了添料，耕牛会撞击牛圈，发出剧烈的响声。我常在夜里听见牛撞击牛圈的声音，更何况与牛圈仅隔一层篾席的二姐夫妇呢?盛夏时节，若饲养员未及时清理粪坑内的牛粪，更是臭气熏天，蚊蝇飞舞。然而，二姐夫妇默默承受着这一切。
二姐婚后过着平常的日子，夫妻相敬如宾，邻里关系也很好。随着党和政府政策的调整，二姐和晏师傅的生活逐渐变得平凡而幸福。他们白头到老，晏师傅活到了86岁才去世。
二姐的婚姻，是那个时代的缩影。在成分的枷锁下，她经历了无数的磨难，但她始终坚韧不拔。她的故事，让我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爱情和坚守始终是生活的底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