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飞机起飞，飞向赤道之南。
航线清晰明朗，我的头脑却处在迷宫之中，迷宫只由四个字组成——“援外医疗”。我要创作以此为题材的电视剧，不知该从何处入手。自一九六三年中国向北非阿尔及利亚派出第一支医疗队开始，到二○二三年，六十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向非洲、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的七十六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员三万人次，累计诊治患者近三亿人次。真是天文数字啊。长达六十年的传奇，像砖块一样码放在“援外医疗”四个方块字里，就像方方正正的北京城一样，被砌得规规矩矩。但围着城墙绕圈许久，我却找不到入口。如果要硬生生挤进横竖撇捺的空隙，去写三万人的姓名和故事，就像又绕进了另外的迷宫——人的迷宫，故事的迷宫，时间的迷宫。这时，我突然意识到，要写哪片大地的故事，就需要去故事的发生之处看看。只有亲临那里的山川河流，接触到那里的人，过一过他们的生活，才有可能走出迷宫。
飞机轰鸣声中，脑海里响起纪录片《中国医疗队在坦桑尼亚》的插曲：“医疗队员到坦桑，兄弟情义似海洋，白求恩的榜样永不忘，毫不利己日夜忙。哎，中坦医生齐合作，无影灯下治创伤，流热汗哟顶骄阳，培育出友谊花开万里香……”几十年前，中国的援外医疗队到达坦桑尼亚，如今我踏着前人的路线，去找寻他们的故事。时间的流逝从未停止，前辈们开创的事业也从未停止。
在肯尼亚与坦桑尼亚交界线上，基博峰、马温西峰和希拉峰三座死火山所构成的非洲最高峰乞力马扎罗，在茫茫无际的大草原孤独伫立着，像沉默的神祇守护着他的子民。据说乞力马扎罗在当地的斯瓦希里语里意为“闪闪发光的山”，我想这一称呼寄托着万千希望。它托举着朝阳升起，又沐浴着晚霞而眠，坐落在“地球伤疤”东非大裂谷的东侧，用垂怜的目光舔舐大地的伤痕。
穿过云层，飞机掠过乞力马扎罗火山口。白雪盖顶，黑岩做底，它像双色玉盘一样默默盛着风云雨雪。这近乎神迹的存在冲击着每个人，若非亲眼所见，很难相信在地球最炽热的地带上，能有这样一座高耸入云的巍峨雪山。它沉默寡言地注视着我们。
这白雪覆盖的圆盘叫“乌呼鲁”(Uhuru)，在斯瓦希里语里寓意“自由”，为庆祝坦桑尼亚民族独立而改名。它是乞力马扎罗最大的火山口，也是整座山脉的最高峰。我暗自庆幸，若非依托现代交通工具，可能再过千百世都无人得以窥见它的真容。但与聚居在这片土地上的虔诚信徒相比，我又生出了几分“鸠占鹊巢”的羞惭——这是他们的守护神，却被我们这帮外人捷足先登。
崇高与世俗的极致对比，让这里成为神话的发源、传说的摇篮。倘若海明威的那头花豹当真穿过森林草甸和高山荒原，最终攀登上乞力马扎罗雪山顶端，那么它向西便可瞭望绿色珍珠一般的维多利亚湖和坦噶尼喀湖;向着东方，印度洋的海风穿过棕榈树叶，带来湿咸气息;向南眺望大高原，草原绿野一望无垠，凤凰木火一般腾腾燃烧……
山海相望，寒暑并行。拔地而起的雪山与一马平川的草原，七十五万年的连绵不尽与生生不息的鸟兽虫鱼，头顶的皑皑积雪与脚下的热带图景。山顶雪落千寒，山下万物相安。赤道的雪一直在下，却没落到人们肩头——乞力马扎罗雪山默默为它的子民承接了生命中的所有寒冬。
我离开蜗牛庐，逐步接近一个未曾踏足的世界，心中带着疑问：第一批医疗队来到这里时，看到的也是这样的景色吗?
二
飞机落地达累斯萨拉姆，山东省援外医疗队驻扎于此。
在中部城市多多马成为坦桑尼亚首府之前，达累斯萨拉姆曾是坦桑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印度洋季风气候影响着船只航行，公元之前，这座沿海城市便在与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的往来中发展出了商业港口，后来又作为殖民地被葡萄牙统治了四百多年。因此与非洲内陆相比，达累斯萨拉姆的气质更商业、更现代，也更繁华。道路两侧的棕榈树夹道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整个城市整洁明媚。城市布局和中国以前的小镇有些相似，路与路之间没有明确的车辆道、人行道划分。路的两侧列着形形色色的小摊，头顶重物的男男女女穿行而过，道路中央留给车辆通行。长久以来城市与人缔结的默契显得牢不可摧，车流人流来往运转，混乱中又秩序井然。这里比我预想的迷人。
当地以斯瓦希里语和英语为主，几天下来，我也就着食物，跟当地人学了几个斯瓦希里词语。其中印象最深的是Piri-piri Chilli，学名非洲鸟眼椒。它的辣度在世界上负有盛名，但与其他品种的辣椒相比，又多了几分花香的柔情。当地常常将此辣椒用于腌制烤鸡，称为Piri-piri Chicken，中文名叫霹雳霹雳鸡，在莫桑比克、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甚为流行。
烤鸡经过腌制后，表皮微脆，内里多汁，一口下去，除了辛辣之外，还混合着青柠汁、大蒜、椰奶香气以及海盐咸香，清新柔和又热辣爽利，舌面似乎变成了沙滩，正在进行一场篝火晚会。霹雳霹雳鸡里，各种香料的配比并不固定，有的椰香更浓，有的辣味更猛，但不管香料配比多一分还是少一厘，总体都相得益彰，各有风味。这种热情又随性的口味倒是和当地人的脾气如出一辙。
非洲人的随性源于他们优越的自然条件。这里物产丰富，人们靠天吃饭，鲜少为生计发愁，自然也没有未雨绸缪的觉悟。他们过惯了随遇而安的生活，遇到问题便调和问题，调和不了便将问题抛诸脑后。至于提前规划、事后总结、汲取经验、以古鉴今这些词，从来不在他们的语料库里。用山东医疗队的评价就是——“非洲人从不内耗”。
“他们外耗我们啊”，山东医疗队队员有些无奈。说到工作，当地医生严格恪守上班时间，上午七点上班，绝不早到，下午三点准点离开，从不加班。急诊的活儿基本扔给了中国医生。但当地人对其他时间又极有弹性。原本定好的问诊时间，病人往往半小时以后才姗姗来迟，一开始医疗队还着急，久而久之，倒也习惯了这种民风民情。毕竟你一着急，病人就摆着手说着“pole pole(慢慢来，不着急)”，让你慢慢来，急不得半点儿。
不只医院，“pole pole”是所有人的口头禅。走在最繁华的十字街头，警察手舞足蹈地比画着，用肢体语言调度车辆，其间还时不时停下来和熟识的人攀谈，车辆堵成长龙，司机们倒也不着急，笑着喊“pole pole”。不像是在告诉别人，更像是在劝慰自己。偶尔人群中起冲突，劝架的人也会挡在中间，一边比画着，一边说“pole pole”，叫人冷静点儿，别着急。
常常听着，医疗队也咂摸出点儿味道来了。神奇的是，这真就像念咒语一般，说着“pole pole”的时候，精神不由自主地慢慢松弛，内心的紧张便逐渐得到释放，带来一股柔和的安慰。非洲有非洲的生存节奏，家庭、爱情、友情永远排在顺位，先享受生活，工作其次。
如今山东医疗队已经搬到了新的楼里，但是很多人还在怀念原来住的筒子楼。忙完一天的工作，大家三三两两回到驻点，推开院门，就能看到楼里的小露台。医疗队的成员便拎着汽水饮料，晃晃悠悠地走上去。夕阳西下，天边的云彩被染成了绯红色，远处的树影在晚风的吹拂下摇曳着，像是一幅色彩分明的绚丽油画。
三
晨钟暮鼓，达累斯萨拉姆、奔巴岛、桑给巴尔岛这三座城市安详地枕在海湾中。祷告的时间一到，城市里其他声音似乎都被调低，只剩海风托着喃喃的祷词，飘上天空。
坦桑尼亚全民信教，小到日常起居，大到婚丧嫁娶、公共庆典，都有宗教的参与。内陆草原多是基督教和非洲本土宗教的信徒，在沿海地区、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穆斯林群众居多。清真寺的白色圆顶像合十的双手，寺内虔诚的信徒紧闭双眼，海鸥乘着礼拜声在海面飞翔。生命中有太多苦涩堵住喉咙，将话说给神聆听，压在心中的苦痛便消解了。祷告结束，世界重回安静。
队员们躺在躺椅上远眺，红的霞、绿的树、黑的影，太阳慢慢沉入地平线，留下了一道淡淡的余晖，仿佛母亲轻柔的吻。远处传来了动物的低吟和鸟儿的啁啾声，大地沉沉睡去。
日复一日地，太阳升起，夜幕降临。非洲的日子似乎很长很长，长到总让人觉得时间永远充裕，节奏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就像调和生活和工作一样，他们也调和着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本土宗教的教义。无论是哪种宗教，民众都虔诚地相信“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宗教赋予了他们随遇而安的天性。
因为嗜甜，非洲人普遍患有糖尿病，病发的时候，往往皮肤已经溃烂，血肉模糊。但病房没有一点儿呻吟声，医生查房时，看到烂掉的皮肤组织下，森森白骨裸露在外，病人忍着疼痛，平静地等待检查。甚至在儿科病房都听不到孩子的哭闹，仿佛“忍耐”二字从胚胎成形那一刻起，就刻进了他们的基因，生或者死，都是命定的事情。这里没有医闹：救死扶伤，病人感谢医生，没有救回来，家属觉得这是天意，依旧感谢医生。孩子去世，家属默默将孩子的小小身躯装进白色袋子里，向医生简单道谢后便离开了。等到护士准备清理手术室时，发现地上的血迹已经被家属擦干净了。
悲伤流出眼睛，就像沙粒坠入沙堆、水滴落入海洋，一瞬的颤动过后，便没了踪影。很难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极致的痛苦。
四
比起被痛苦铐牢，他们更愿意跳一支纯粹的舞。在马赛人的部落里，我们看到了原始的舞蹈。
阳光直愣愣钉在土地上，空气里没有一丝尘埃。圆顶草房前，马赛男女舞者排成一排，双脚穿着草编的鞋子，躯干泛着古铜的光泽，脖子上系着床单一样的披风，松松地挂在身上。男人手持一根近乎自己身高的长棍，女人脖子上佩戴传统的项圈、缠着垂坠的珠链，眼睛和牙齿一样亮闪闪的。
领舞者将粗长的木管乐器贴近嘴边，呜呜的声音响起，发出牛角般的音色，引着众人。伴着音乐，女人唱出高扬的韵调，男人嘴里咕哝着原始的呼号，像是石头在喉咙中滚动，又像大地的鼓动在血液里回响。他们打着节奏绕圈，边走边跳，时而佝偻，时而笔挺。色彩斑斓的布料随着节奏摇晃，像火焰在飞扬的尘土中跃动。号角声急促起来，马赛男人一会儿猛烈地甩动头颅，脏辫在空中飞旋，一会儿撑着长长的木竿，修长的身躯弹簧一般轻松离地，像极了飞跃的羚羊。跳跃书写在马赛人的基因里。在平坦广阔的草原上聚居，他们需要跳高望远，打探远处的危险。谁跳得更高，就代表谁更有可能在这片土地上生存下去。这一古老的生存技能代代延续，也融进了部落的舞蹈里。
似乎所有非洲人生来就具备将万事万物化为舞蹈的能力。如果说中国传统讲究“静美”，山川鸟兽皆可入画，那非洲则是截然不同的动感文化。婚丧嫁娶上，平民百姓跳舞，宗教政治等正式场合上，领导人会面也要跳舞。音乐一起，便进入了忘我状态，男人一会儿前倾一会儿后仰，女人抖动着胸部和臀部，首饰在与肌肤的碰撞中弹动。人人沉醉，积压的悲伤快乐全部宣泄出来，仿佛能看到礼堂里新人缠绵相拥、家人齐享一顿丰盛美食、呱呱坠地的婴儿裹在襁褓中、父母捧着早夭的爱子……世间种种，融为最炽热最真挚的情感，又在肆意的律动中挥洒给天地。
他们为了快乐跳舞，为了悲伤跳舞，为了跳舞跳舞……尽管我们以游客的身份站在马赛人面前，但音乐响起时，我们似乎并不存在。在齐声呼号中，仿佛真有神祇喃喃低语。又或许事情本就没有这么复杂，他们只是把纯粹的舞蹈献给了纯粹的自己。人活一世，翻山越岭，多少会遇到沟沟壑壑。总是念着过去种种，镣铐就重了，原本可以尽情挥洒在草原沙滩的舞蹈便走了形。
在亘古不变的自然风光下，他们清楚自己更像是塞伦盖蒂草原的一棵草，是印度洋的一滴水，是万物有灵中的普通一员。山川湖海“是造物者之无尽藏”，大家皆为过客，没有谁会成为这片土地永恒的主人，自然也不会生出强烈的得失心。一旦欲望被消解，便有超然的豁达。
在国内卷职称、拼效率，没日没夜连轴转的时候，非洲人说“pole pole”，不用着急。当神经绷得太久，彻底失去了弹性的时候，非洲人说“Hakuna matata”，不必忧虑，自有天意。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活法：因为相信人各有命，所以从不懊恼过去错误的决定;因为地产丰饶，所以不去忧虑未来潜在的风险;因为相信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所以从容接受医疗队的帮助，甚至是毫不客气。医疗队有时候也困惑，这种只顾当下的松弛感，不知道是对生命不负责，还是对生命负了责?想不明白的时候，只好也学着当地人说一句“pole pole”，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就像民族的气质一样，斯瓦希里语的词汇也总给人松弛愉悦的听觉，像Piri-piri、Pole pole、Hakuna matata等词，念起来的时候似乎音节就在嘴巴里蹦跶，止不住地往外跳。这种越嚼越有弹性的音调，就像一个族裔乐观豁达的韧劲。就着斯瓦希里语，某一天我抖了个机灵，为剧作取了个快乐的名字——《欢迎来到麦乐村》。麦乐是斯瓦希里语“Milele”的中文谐音，意为“永远”。从发音上听，念出Milele的时候，嘴巴不由自主咧出上扬的弧度，不大不小，恰好能够将烦恼都抛到九霄。从含义来看，“麦乐”也像小麦丰收的快乐一样，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希望医疗队在“麦乐村”里种下的不仅是蔬菜瓜果，还是现代医学的种子。
五
“麦乐村”的原型，是中国江苏援桑给巴尔医疗队所住的“奔巴小院”。
在达累斯萨拉姆的东北方向，隔着蓝色的海湾，桑给巴尔岛和奔巴岛枕着印度洋的浪花，隔岸相望。江苏医疗队分成两拨人，一拨驻扎在桑给巴尔岛的纳兹莫加医院，另外一拨驻扎在奔巴岛的阿卜杜拉姆才医院。
桑给巴尔岛上小巷纵横，随处可见木雕工艺。草地广场上，摊贩兜售着桑给巴尔薄饼、薯条、萨莫萨三角饺等小吃。沙滩附近，棕榈树、椰子树沐浴着阳光，闪着油润的光泽。一群青年聚在海岸边的高台上，猛地冲刺，纵身跳进海里。每一跃下，人群就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这里聚集着世界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或捕捞或浮潜。颜色各异的硬珊瑚和软珊瑚栖居海底，鳐鱼、玳瑁、绿海龟和梭鱼穿梭其中。达拉佳尼集市里，分布着鱼市场、菜市场、香料市场、电器手机市场，叫卖吆喝声不断。作为旅游业发达的海上小岛，市场上的海鲜琳琅满目，但蔬菜永远是土豆、青椒、洋葱老三样。菜场卖东西不按照斤算，而是按照摊主定好的一堆捆绑售卖。定好的商品价格，即便是买上十个百个也不能便宜。他们大事随性，小事固执，让人哭笑不得。买回来做菜也得费心神，三种菜蒸煎烹炸，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变着花样吃。驻扎在非洲各地的医疗队几乎都面临着同样的情况。在非洲，绿叶菜价格昂贵、口感不佳，又加上生活寂寞，于是，种菜成了每一支医疗队的必备技能和业余消遣。每一个驻地都有自己的菜园，菜园里青菜、丝瓜、萝卜、长豆角、茄子、苋菜、大葱茂盛生长。
和桑给巴尔岛相比，奔巴岛更小，更安静，医疗资源也更加紧张。岛上的阿卜杜拉姆才医院几乎全靠中国医疗队来维持日常运转。奔巴小院紧紧靠在医院旁边，有时休息，医院里没人，病人便会直接到院子里来寻找中国医生。有一次，一个非洲妇人推开院门，牵着一个小孩，来找队里泌尿外科的郭医生。妇人有些局促，说自己孩子已经八岁了，想让医生看看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但医疗队已经司空见惯了。这里医疗资源匮乏，家家户户孩子都多，顾不过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清明时候，同行的姑娘跟着郭医生，围观了一场疝气手术。铁盘上的手术工具，有的缺齿，有的钝掉。郭医生泰然自若地拿起手术刀，早就处变不惊。正要动手，突然发现氧气瓶不够，于是赶紧叫当地护士重新准备物资。奔巴岛除了不缺病人，其他的都有可能缺，而且缺得毫无预兆。突发情况下因地制宜，用塑料瓶、勺子等东西自制水封瓶、压舌板等医疗器材，也是常有的事。
手术进行中，突然一只飞蛾落在了郭医生肩上。郭医生示意，一旁的人赶紧帮忙把飞蛾粘掉。无菌环境难以保障，所以医生缝合伤口时必须够快够稳，才能尽量降低感染的风险。
很多时候，并不是没有更先进的治疗方案，但入乡随俗才是真理。非洲的医疗像一个自成体系的庞大机械，每一个新齿轮的加入，都需要与原部件磨合。在非洲，先交友，再办事，当地有句谚语叫“Show me your friends， I know your character”，类似中国古话“不知其人，观其左右”。中国医生讲究效率，但非洲医生讲究人情。愈是医疗资源匮乏的地方，愈发显得人情醇厚。
桑给巴尔的宰牲节刚过，纳兹莫加医院里，一位裹着头巾的女人陪着丈夫找到口腔科主任盛医生。男人是盛医生以前诊治过的颌面部骨折病人，如今颌面外形和功能都已恢复。女人拉着盛医生的手连连道谢，说着说着，突然从头巾下面掏出了一只五花大绑的活鸡。对于一个普通的桑给巴尔家庭来说，可能几个月也舍不得吃一只鸡，女人却坚持让盛医生收下，说这只鸡是从奔巴岛带过来的，为此，他们提前一天就赶往奔巴码头，晚上搭乘渡轮，坐了近八个小时的船，终于赶到纳兹莫加医院。援外枯燥寂寞，全靠这样珍珠般的时刻，点亮医生们的心。
谈起中非情谊，医疗队说我们应该去拜访一个人。提前打好招呼，我们来到纳兹莫加医院老院长哈吉的家里。哈吉戴着眼镜，身材修长，白色衬衫扎进腰里，打扮得很正式。他早早地在门前等待我们。他在客厅里最显眼的位置挂着自己在中国和老师同学们的合影。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哈吉曾到南京学医，回到坦桑尼亚后，他又进入医院跟随中国医疗队实习。中国医生把他当成小辈，亲切地叫他“小哈吉”。几十年过去，“小哈吉”变成了“哈吉院长”，又成了胡子花白的“老哈吉”。这张黑白照片上，许多和他同时去中国学习的坦桑尼亚医生已经离世。哈吉指着照片介绍时，偷偷擦了下眼角的泪。
为了我们的到访，哈吉用英文密密麻麻地写了八页手稿。像作答试卷一样，他在手稿上认认真真归纳了七个要点，包括“简要介绍”“教育背景”“中国和中国人”“中国和桑给巴尔/坦桑尼亚”“我和中国人相处的经历”“我在中国所见所感”“总结”，每一条下面又有大段的修改。似乎能看见在写稿的时候，他拿起笔又放下笔，圈点勾画，反复斟酌。
我们在哈吉的介绍下，翻看着几十年来他和中国医疗队的相册照片。哈吉又说要给我们表演中国歌曲。一首《洪湖水浪打浪》唱完，又唱了一首改编版的《南泥湾》：“桑给巴尔好地方，好呀地方，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歌声喑哑，中文也不太标准，但我们都听得心里湿漉漉的。
援外医疗的六十周年，恰好也是中国兔年。离开之前，我们送上提前准备好的兔子小礼物。哈吉院长笑得开心，已经退休的他，希望还能有机会去中国看看。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