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的港口城市，香港和九龙当时共有约一百六十万人，其中香港约一百万人。除九龙新界有少量农业外，本地几乎不生产农副产品，这些全仗外地海运过来。
自日寇占领香港后，运输一时还不能恢复，况且中国内地许多地方还在打仗。这样，一百多万人的粮食供应就成了问题，加上物价飞涨，岛上的居民纷纷要求离开香港，日寇当局也主张疏散，当时疏散的地点，一是返乡，包括已被沦陷的地方;一是到广州湾(即湛江)，后者还可以转入内地，所谓大后方。
疏散的第一步手续是要登记，这项工作是由各省的同乡会来办理的，即愿回籍或去广州湾的都去登记，待雇到船只，便由同乡会依次通知本人。当时，我们寓所里的人大多愿走，首先是尚在读大学的袁力敬和习林，他们都希望到大后方继续就读，于是登记了去广州湾这条航线，其他行员则等待银行开业。离开袁力敬是我最舍不得的，但为了他的前程，我们只好依依惜别。若干年后听说他回内地入学后，因参加进步活动，被特务害死了，真令我惋惜。
大概过了二十多天，银行恢复上班，父亲每天都得去银行，那时电车还未恢复，上班得徒步行走。有一天，我跟随二哥去银行看望父亲，在步行到中环时，看见几辆大卡车在运死人，这些尸体据说是从防空洞里拖出来的，衣服都被剥光，身上一丝不挂，皮肤干瘪苍白，大概是饿死或窒息死的，两个装车的人戴着口罩手套，一人抬手，一人抬脚，像扔猪片一样将他们扔上卡车。这个曾规定连宰好的鸡鸭也不准倒拎的文明城市，如今却连死人都随便乱扔了，真令人惨不忍睹。尽管街上的行人很多，但都只掩鼻而过，无人围观，大概悲惨的事情实在太多了，大家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
公寓里的人又陆续走了几位，每走一人，大家都依依不舍，互道珍重。
那些日子，最令人牵挂的是远在数千里之外的家乡亲人。过去每隔十天半月，父母亲都至少要通一次信，互通情况，互报平安。如今香港遇到了战争，隔了这么久，母亲一定万分焦急地在等待着我们安危的消息，一旦恢复通邮，父亲首先将我们平安的消息写信给上海的亲友，并请他们速转母亲。同时，我们也每天焦急地等待着母亲和亲友们的来信。母亲终于接到我们平安无恙的消息，来信慰问，多少天积压在心头的焦虑与忧心终于放下了，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此时才真正体会到人们所说的“家书抵万金”的含义。
自此以后，父母间的两地书又频繁起来，我和二哥有时也写信附在后面，母亲来信也常常附上大哥、大姐、二姐的信，诉说彼此的情况，那时恐怕没有比接到亲人的信更令人高兴的事了。母亲的信一到，父亲看后马上给我们传阅，尽管写的是些家庭琐事，但大家都读了又读，津津有味。母亲和亲友们来信都劝父亲早日归里与家人团聚，但父亲因是银行高级职员，负责一摊子事，不像一般行员那样容易脱身，但已有归意。父亲当时留下一些诗篇，可以看出他的心情。
人们每天还是排队凭米票买配给米，而米质愈来愈差，有老鼠屎，有的已霉变，然而人们还是不愿放弃。其他副食品的价格更为昂贵，而工资却经常拖欠。随着公寓人员的减少和物价飞涨，公寓的娘姨也由三个改成了两个，最后只留下阿丽姐一人。由于工资被拖欠，我们公寓给房东的房租也不得不拖欠，为此房东多次登门讨债，父亲婉言相告，这是国难时期，大家要互相体谅，待发了工资才能给你，现在到处都是这样，相对来讲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说得房东无言以对。
鉴于生活的艰难，收入的降低，父亲不得不托人给尚未成年的二哥找份工作，以分担生活的负担。二哥写得一手好字，终于找到了一个抄写的工作，这样，公寓里的人每天都去上班，白天就剩下我和阿丽姐。我当时已十二岁，失学在家，闲得无聊，又不敢远走，只能在本楼附近游玩。隔壁39号底层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叫陈英栋，经常同我在一块玩，底层有个平台，种植了三棵树，其中一株是番石榴，是麻雀经常栖息的地方，我们经常玩的游戏是用弹弓打麻雀，再不就是做轮船、飞机模型。有时陈英栋的妹妹荷玲也参加我们一起玩，我们还玩捉迷藏，不过两边平台并不大，可藏的地方不多，但大家还是玩得挺开心。总之每天下楼玩成了我一天中最愉快的时光。
父亲白天留我一个人在家是放心的，但不能允许我成天玩，担心我荒疏了学业，于是选了一本《孟子》，每天教我一篇，有时也从《古文观止》中选一篇教我，均要求背诵。此外还规定我每天写一页大楷、一页小楷，大楷临的是张謇的《文峰塔》，小楷则临王羲之的《乐毅论》，这样，大人们每天去上班，我每天也有功课，只有完成了功课才能下楼玩。这样的安排，想不到给了我很大的收益，我从《孟子》一书中学到了不少成语典故和古代哲理，而练大小楷又给我打下书法基础，每天下楼活动，又活动了筋骨，在当时营养不良的情况下，许多人身体垮了，而我因保持一定的运动量，身体相对要好得多。
父亲和叔父、姑丈及一位姓范的伯伯，每天下班回来后一般都无事可干，为了打发时间，常搓麻将。父亲原本是不打牌的，不想一旦搓上了麻将，竟有了瘾，每天晚饭后都要玩上几圈，没有电灯就点煤油灯或蜡烛。他们在昏暗的灯火下打牌，我则在旁边看斜头，有时还替他们捲烟。那时的香烟很缺很贵，许多人改抽用纸捲的烟丝，抓一把烟丝往一张长方形的小烟纸上一搁，然后捲起来搓一搓，烟就成了;如果暂时不抽了，只需把尖咀的一头折起来就不会散开。这种烟消耗得很快，所以得事先捲好备用，这项工作便落在我身上。看麻将我没兴趣，看一会便去睡觉了，而他们往往要打到十点钟以后才罢手，有时还发生争吵。有一次父亲和叔父因打牌争吵起来，从此不再玩了。在这个沦陷的孤岛上，人们沉沦着，迷茫着，看不到希望与尽头。
那些日子物价飞涨，吃配给米，做铁蹄下的“顺民”，确实很不是滋味。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二哥的脚踝出现浮肿，用指头一压，凹陷的皮肤要很长时间才恢复，医生说这是缺乏维生素B，建议吃大量的花生和赤豆，父亲终于以高价买了这些珍贵的杂粮，连续给二哥煮食，真的不久便好了。而父亲自己也因营养不良，骨瘦如柴，令人心疼。不久，叔父和姑丈一个申请去广州湾，一个申请去上海，也获得了批准，先后离开了公寓，最后只剩下范伯伯和我们父子三人了，寓所顿然冷冷清清。
父亲的心情阴郁而低沉，每天下班回来，总是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躺在床上。为了安慰他，我常常为他捶脚，一捶就是一个多小时。范伯伯是个正直的人，喜欢喝酒，也很喜欢我，常叫我陪他吃点下酒的菜。有一天，他回潮州的申请也获准了，临走的前一天晚上，他喝了很多酒，并要父亲陪他喝。范伯伯很激动，借着酒力发了很多牢骚，甚至语无伦次，令我吃惊。恰在这时，房东又来催缴房租，父亲与之周旋，范伯伯突然踉踉跄跄地走上前来，满脸酒气指着房东大骂，说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想发国难财，房东被吓得向后倒退，父亲忙加调解。第二天一早，范伯伯也离开这个居住了多年的公寓，我们父子三人依依不舍地送走了这位相处多年的好人。
在叔父和姑丈离开香港后，父亲也决意申请我们回上海，但一直久拖未批。我们已在打点行李，准备一旦获批即可动身;与此同时，父亲叫二哥去华仁书院办肄业证书，他实际上只差一年就毕业了。在那些日子里，申请疏散回家或去内地的人很多，连楼下的陈英栋一家也要回肇庆了，我们互换了纪念品，他送我一只用番石榴树丫做的弹弓架，这是我想要了很久的，这次他终于割爱了。
在一个深秋的阴雨天，我和二哥在企楼上看街景，只见一个拾柴的人经过对面已被改成兵营的原停车场门前时，被日本兵喝住，不问青红皂白就是接连几个耳光，打得那人嗷嗷叫，日本兵又将他摔倒在地，用靴子猛踢他，直至动弹不得。目睹同胞平白无故遭此野蛮行径，二哥和我都义愤填膺，恨得咬牙切齿，二哥叫我一辈子不要忘记这件事，所以这一幕至今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脑海里。
有一天，一位在另一家银行当茶房的江苏籍中年人领着一个七八岁的女孩来找我父亲，说他决定要离开香港去内地了，但实在没有能力带着这个女儿，曾经狠心地把她丢在码头上，女儿因找不到爸爸，绝望的哭声使他不忍，只好带来恳请我父亲收养，他说他知道我父亲一向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他甚至给父亲下了跪。确实，若在一般的情况下，父亲会义不容辞地收养这个女孩的，然而在当时那种前景难卜自身已自顾不暇的情况下，确有难处，毕竟多一个人就多一张嘴，况且我们自己也很快要离开这个臭港。父亲把他拉起来，婉言劝他还是把女儿带走，骨肉不能分离，并掏出为数不多的钱给他作路费。看到这一幕由日本侵略者造成的人间惨剧，我心中颇不是滋味，并联想到普天之下遭遇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中国人何止千千万。
海上漂泊十三天
「READING」
1942年底，大约在香港被日寇占领正好一周年的一个晚上，父亲突然急匆匆地赶回来告诉我们，去上海的申请已获批准，是乘一艘5000吨级的日本货轮“地里丸”，三天之内就要开船。我们急忙补充打点行李，父亲去房东处结算了房租，最后把阿丽姐叫来，结算了工钱，作了解雇。我们的行李一共十四件，有些带不走的东西就送给了阿丽姐。这回终于轮到我们最后一批离开公寓了。当将要离开这个伴随我五年童年生活的地方，我不禁深情地回望它最后一眼。
“地里丸”不靠码头，我们是乘小船靠拢上去的，这十几件行李抬上船是很麻烦的，父亲不得不出了些力资，雇请水脚，最后轮到我们上船。记得父亲刚踏上舷梯，由于乏力，竟上不去，几乎要掉下来，幸得一位老水手托了一把，才没掉下来。看到父亲的身体如此衰弱，当时我眼泪都快流出来。
“地里丸”因是货轮，乘客只能在舱内打地铺，我们父子三人赶紧占了靠舱口的一个舱位，把行李围起来。这时父亲突然想起他有位天津的同事的父亲是位有影响的老海员，说不定船员中会有人认识。说来也巧，被父亲打听的人说，这位老海员恰有个侄子就在这条船上当水手，马上请来与父亲见面。父亲说出与其堂兄的关系，这位船员问我父亲有什么需要帮忙的，父亲说能不能弄些板子来垫垫。那船员说可以弄张双人床来，但要50元钱。父亲虽然觉得贵了点，而且最后还要留在船上，但人要舒服很多，所以情愿付这50元钱。事实证明这个抉择是很对的，我们在海上足足漂泊了十三天，有了这张床铺太值的，否则就只能直接睡在冰冷的甲板上。
大海，我来香港时早已领略过了，不过前两次见到大海只是感到新奇，这时的心情却感到沉重。十三天的海上漂泊，我除回忆这五年来在香港生活的一幕幕往事外，就是长时间地观看海浪的起伏和水花的飞溅，以寻觅巴金在《海底梦》中的那份心情和探究海的秘密。心情沉重的父亲则思考着下一步的打算，偶尔也到甲板上和我们一起瞭望茫茫大海。这艘船上的高级船员都是日本人，而水手等下级船员则大部分是华人。父亲对我说，海上航行主要靠船长，可惜我们国家航运落后，华人上船只能当低级船员，你将来长大可以学学航海……。想不到他信口讲出的这段话像一颗种子深深地埋在我的心田里，为我日后选择职业奠定了基础。
“地里丸”沿途停泊了很多港口，除装卸货外，还要补给，有时在一个港口要停靠一两天。船到厦门时，许多船员下船去逛街，父亲突然想起他在厦门中南银行时的好友，便托一位船员带给他一封信，请他带点炒酱来。不料这位好友真的上船来看望我们父子，还带来了父亲当年熟悉的厨师和他炒的一大锅炒酱。老友相见，真有说不完的话，可惜不能久谈，他们很快又乘坐小船返回岸上了。而这一锅美味可口的炒酱，伴随我们后续的航程，一直吃到了上海。
经过漫长的百无聊赖的十三天海上漂泊，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港上海。船靠岸后来了许多挑夫，父亲让他们将行李搬上岸。上岸后还要接受检查，一般都很快结束，但检查人员从我们的一只箱子里发现有几包铜元(香港仙令)，这在当时是违禁的，于是日方要检查人员对我们的行李逐件仔细检查，又发现父亲珍藏的一盒各国不同的钱币，又从一张包铜元的纸上发现我画的一幅英国军舰炮击日本军舰的儿童画，最后又在父亲的一件西服口袋里摸出一张剪报，内容大体上说有人扶乩(占卦)，断言日军侵华的日子不会太久，不出三年便会失败。检查人员认为此事很严重，要父亲跟他们走一趟。
父亲对铜元和钱币倒不怕，担心的是带政治色彩的画和剪报，便叫二哥陪同一起去，留下我一人在码头上照看这十几件行李。我当时真担心父亲和二哥的安危，不知他们能否返回，更懊恼不该用那张画纸包铜元，以致闯下如此大祸。
旅客们都走空了，码头上只剩下我一人，头脑急得嗡嗡发胀。所幸过了约一个小时，父亲和二哥终于回来了，和我一同将行李打点好，雇了几部三轮车直奔旅馆。安顿下来后，上海的亲友陈钧大哥等先后来看我们，为我们接风洗尘。
据父亲后来告诉我们，日本官员看到这些铜元、剪报和图画后，开始表情确实很严厉，但见到那盒稀有的各国钱币后，脸上露出了笑容，问了父亲几句话，将剪报和图画一撕，说这些铜元禁止带出，你们知道吗?父亲说我们只是想送亲友作纪念。日方官员说通通没收，至于那些钱币么，当然也不能带走。父亲只好同意，以后便获得放行。
对于这场虚惊，亲友们都为父亲感到庆幸，说上海的日本官员要比小地方的官员见多识广，眼界高，他们也知道中国人不喜欢他们，只要不在他们眼皮底下公开抗日，他们一般是不会纠缠的。父亲则认为是那盒稀有的各国钱币救了他，这些钱币肯定会落入这位日本官员的私囊，因而放松了对其它带政治色彩的问题的追究，总之是大难不死。
上海的英法租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也成了沦陷区，但并没有发生大的战斗，所以市容比香港要繁荣得多。稍事修整后，父亲让我和二哥先回南通与家人团聚，自己则在上海还有事情要办，晚几天才回南通。
至此，我们告别了香港，又回到故里，开始我人生长旅的另一段历程。
孙鸿采写于1997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