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看电视剧《康熙微私访记》第28集，康熙的宜妃说了一句话：我最见不得人受苦了，引发了我的同感。
《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康熙到青衣镇暗访，出自故事《茶叶记》，应天龙因为嚣张跋扈，仗着自己背后有朝廷做靠山，霸行茶市，被康熙处决。
康熙微服私访去江南青衣镇私访茶叶之争，到了之后发现撒家和应家茶监之争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百姓苦不堪言，康熙清查应家罪行，发现真的是勾结官府，呼赫图就是他们的背后大靠山。
宜妃是皇帝的随行人员，看到青衣镇的茶农被应天龙害得做不了茶叶生意，街上无行人，到处关门闭户，店家也不敢做生意，茶商的茶叶运不出去，便气愤不过，于是他们一起贩卖茶叶，帮茶农茶而进行交易，引来众人称赞。宜妃收茶时没足够银子，就付了银票，应家为阴其收条，威胁钱庄老板歇业，被拒绝后将之杀死，并派人将宜妃收来转卖给茶商的茶放火烧了，茶商无处兑银，与宜闹事。应家带人前来捣乱，并抓不服茶农欲杀，康熙出手，打败应家，应搬出官兵，欲捉皇上，皇上亮明身份，亲手杀死应天龙，平息了茶叶之争。回宫后，康熙将呼赫图斩首、将谨妃等相干人员治罪，大快人心。
一个封建社会的皇妃能说出，我最见不得人受苦，皇帝又能亲自惩治破坏茶农生活的不法分子，为民伸张正义，解救茶农于水火，青衣镇的茶农真是如遇救星，山呼万岁之声响彻山谷。可是，如今我们有些官员，对百姓真是冷若冰霜，甚至置生死于不顾。
前几天我看了一篇报道：“原山西省长痛斥：搞成这样，还过个屁年！”
于幼军曾任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等职。他说；我到山西工作，到了大同矿工棚户区。我当时去了几次，有些地方就老不带我去看。我问工人住在哪里啊，他们就不带我去。后来我看到山坡上有大片大片的很低矮很破烂的棚户区，我就叫停车停车，他们就说，省长，我们是去下一站，我就喊住停车。
我一看，七八口人，住在用石棉瓦搭的不到两米高的棚子里。没有上水和下水，没有厕所，很昏暗的电灯。家徒四壁，一个炕，外面有一条长板凳。我问家里几个人，他们说五个女儿加上夫妇俩。我问就一个床怎么住？他们说母亲和五个女儿睡在炕上，父亲睡在外面用来吃饭的板子上，过了几十年。我看了十几家都是这个样子，我掉眼泪了。中午一点多了，我没吃饭，就现场说，我们对不起工人，对不起这些矿工。已经建国几十年了，工人阶级是我们的阶级基础和依靠力量，他们几十年挖煤矿多辛苦啊，多危险啊，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但是几十年住在这么破烂的棚户区里面。
我问有多少人住这样的棚户区，他们说光大同就有30万，全省有多少？110万。我说如果我们还熟视无睹、无动于衷的话，我们还配叫共产党人吗？我们对不起老百姓。当时省里、市里、县里和同煤集团的人都在，我就在马路边开个现场会，安排谁谁谁负责什么。我说两个月，你们搞出一套方案，怎么改造棚户区，让30万人全部住上新楼房。
后来我说，省政府出一点，市政府出一点，同煤集团出一点，剩下老百姓每平方米最多一百块就可以买下来。他们一般住六七十平米，人多的话一百多平米也就几万块，可以分期付款。我问矿工承受得了吗？他们说承受得了。后来这个方案在全省推广，有的县说拿不出钱，我说好办，凡是拿不出这批钱的，区县市三年内不准更换购买小汽车，这是第一；第二条，领导干部不准出国；第三，不准上酒（所有公务人员接待不准上酒）。谁不执行就这么办。半年之后我去检查，这笔钱到位了吗？有没有没拿出来的？他们说，省长，没有，全拿出来了。
五年后，（我离开了，晚了几年）矿工陆续都搬进去了。我也答应了，你们搬进去了，我去你们家吃饺子。每年去矿工家里吃饺子，这是我最高兴的日子。矿工跟我也有很好的感情。
经历过文革，去过农村，看到老百姓这样的生活，只要有点良知（都会那么做）——有的人连良知都没有，我不知道那些贪几十亿几百亿的官员他们还有没有半点做人的良知。
《突围》中的吕德光书记也是同于幼军省长一样，同情住在危房里的矿区职工，致力于棚户区改造的领导干部。
吕德光作为京州市的一把手，原来也把重心放在了城市规划上，吕德光的家中有一张特别大的京州地图，他每天都在思考京州的城市建设，希望京州可以成为特色发展城市，却对棚户区改造项目并不感兴趣，没有过多关注。
因为疏忽，由于管线年久失修，终于发生3.28的煤气爆炸，大片危房倒塌，造成人员伤亡。爆炸震醒了市委书记吕德光，决心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市委书记吕德光夜访棚户区，深感棚户区的老百姓没有享受到改革的红利，只有下决心改造棚户区，人们才能有幸福感，获得感。吕书记转变了城市建设的观念，当他来到棚户区看到那么多无家可归住在简易棚的群众时，终于明白作为领导的责任在哪里了。
城市建设确实很重要，会带动GDP迅速上涨，但只重视经济增长，与群众脱节，那么，做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吕德光分析，京州市政府的工作机械、形式主义，并没有真正以人民为中心，所以决策缺乏精准施治。如果五年前改造，老百姓基本不要出钱，就能住上新房，现在房价高了，可能要出钱才行，深感对不起人民。决心那怕被撤职，也要当棚户区的改造总指挥，还上欠帐。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周恩来看不得老区人民受苦。离开延安27年后的1973年，周恩来重返延安。周恩来听着大家汇报当地的情况：延安人民生活比过去好，但是比周围其他地区人民的生活改善得慢，生产发展不如其他地区快，粮食目前还不能自给。
听完这些话之后，周恩来表情突然变得非常凝重，他说：“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在我们生活最困难的时候，他们用小米养活了我们，养活了革命，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今天他们仍然过着这样艰苦的生活，我们要好好想一想，我们对不起这里的人民。”周恩来知道延安还很贫穷，但是他没有想到人民最基本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战争年代时大家尚且可以吃饱肚子，但是在和平年代，却没有饭吃，周恩来流下了自责的泪水：“这是我的责任啊，我没有当好这个总理。”
邓小平也见不得人民受苦。“文革”期间，邓小平曾被疏散到江西，亲眼目睹了老百姓生活贫困的状况。1972年11月中旬，他到三湾村看到“老表”们初冬时节大都仅仅穿着一条单裤且都是自织的土布，住房比较差，生活还是很苦，人均收入每年就是三十几块到四十几块钱。对此，邓小平讲了一句话，“今后的日子会好起来的。”这是他下定决心要改变老百姓贫困状态时说的一句话。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成为他心中的大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在东北考察时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我们现在必须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主导的政策就是一门心思搞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再解决人民的小康问题。他愤怒地批判“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也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论调，认为“那是荒谬的”。他坚定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他对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忧心如焚，果断地将全党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要求一心一意搞建设。他说：“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可以说，没有邓小平这么深的人民情怀，这么坚定的人民立场，是提不出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的。
共产党就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宗旨就是为人民服务，虽然现在生活比过去好了，但还是有相对困难的群众，李克强总理说，月收入在1000元到1500元的群众还有九亿之多。于幼军省长所看到的和解决的问题依然还存在。上学难、就医难、住房难、就业难等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问题依然十分严峻。
张登华在“赞锦涛书记”一文中说：“科学发展观将’人’作为一个核心，所有的发展都必须围绕人来进行，再一次将党的指导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2022年2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