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 年 12 月 19 日，冬日的寒风凛冽，却没能阻挡一位老人的脚步。在原县委党史办主任董先生的陪同下，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缓缓走进了我的办公室。老人身背一个厚实的双肩包，尽管身形略显单薄，却精神矍铄，举手投足间透着干练，浑身上下散发着老知识分子的独特气质，岁月的风霜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 —— 她就是我们县博物馆原馆长蔡晓凤。
蔡馆长刚一坐下，便陷入了沉思，眼神中流露出复杂的情感。那目光里，有对往昔岁月的深情眷恋，也有难以言说的伤痛，仿佛还藏着对多年来为还原一段历史真相所付出努力的期许。
稍作停顿后，蔡馆长缓缓开口，为我们讲述了一段尘封已久、鲜为人知却又令人震惊的历史往事。
1930 年 8 月下旬的一天，红十军离开大吉，准备攻打县城。就在这时，鄱阳县饶埠镇凤源蔡家村南面的大路上，突然出现了一支上千人的队伍。队伍里的人乍一看，都像是普通老百姓，但仔细一瞧，他们身上却带着大刀、木棍、绳索等武器，还有几个人背着枪支，其中有两人身着红军服装，看起来也像红军战士。这支队伍径直来到村里的祠堂前，在戏台前集结，紧接着便敲响了锣鼓。当时，村里的百姓听到锣鼓声，都以为是来了马戏团，全村男女老少纷纷放下手中的活计，不约而同地朝着戏台涌来，想瞧个热闹。不一会儿，戏台前就围满了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热闹非凡。
等人差不多到齐了，一个人走上戏台，高声喊道：“乡亲们，今天给大家开个会!我们是红军，是老百姓的队伍，专门为穷人做好事的!” 听他的口音，明显是临近的乐平县人，台下队伍里的一些人也承认自己是乐平县魁堡人。接着，那人又说道：“我们要给大家发救济物资，但物资放在大吉张村，需要村里的劳动力跟我们一起去取。” 在那个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村民们一听有救济物资可领，顿时喜出望外。于是，按照对方的吩咐，年轻力壮的劳力留了下来，妇女、儿童和老人则先回了家。
可谁能想到，等妇女儿童和老人刚一离开，台上的人立刻凶相毕露。只见他一个眼神示意，台下上千人同时动手，迅速将戏台前蔡家村的几十个青壮年五花大绑起来，然后强行押走。
这次被绑走的一共有 58 个人。出村后，他们被分成了两路。其中一路 36 人，被从村东北方向押到了距村 2 公里的洪门口煤矿向阳矿区断腰坳的深山里。这 36 人被带到一个废弃的煤矿井边后，那些人竟残忍地将他们强行推下了深不见底的矿井，36 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被活活掩埋。
另外一路 21 人被押往村北方向。这些人原本打算把这 21 人押到红十军的屯居地芦田大吉村附近杀害，然后嫁祸给红军。可当他们赶到大吉村时，却发现红军已经转移了。于是，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又把这 21 人押送到红十军的另一个革命据点 —— 乐平鸣山煤矿(当时叫 “老山哝”)附近的一个荒僻山沟里，将这 21 人全部杀害，之后还四处散布谣言，声称这些人是被红军杀害的。
幸运的是，在这两路被押走的 58 个村民中，有 5 人侥幸死里逃生(第一路逃出 1 人，第二路逃出 4 人)，他们分别是蔡寿良、蔡银生、蔡宝贤、蔡德龙、蔡新凤。那 53 人遇害的具体经过，正是这 5 位幸存者讲述出来的。
蔡馆长在讲述这段历史时，还提到了红十军的一位重要领导人物 —— 时任鄱阳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的陶达兼。陶达兼和鄱阳县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新汉等人一起领导红十军，他们带领群众打土豪、分田地，不断壮大革命队伍。陶达兼经常活跃在蔡家村一带，深入群众了解实际情况，积极宣传党的革命思想，还想尽办法帮助群众解决生活困难，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支持。正是因为陶达兼等人的努力，为红十军先后两次胜利攻占鄱阳、建立红色革命政权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这是53人的坟墓)
1930 年 8 月下旬，红十军第一次出击赣北，在湖口取得了辉煌的 “江桥大捷”。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鄱阳地区革命工作的领导，红十军政治部主任李新汉率领部分红军到达芦田大吉张家，并在此成立了鄱阳县革命委员会，李新汉、程仰山、陶达兼、黄锡堂、曹元德等成为委员会委员。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鄱阳地区革命斗争形势的迅速发展。
然而，国民党鄱阳县政府得知消息后，调集优势兵力对红十军展开了疯狂的反扑，同时还实施了 “清乡” 行动。为了保存革命力量，红十军不得不离开大吉，撤离鄱阳，向弋横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陶达兼同志不幸壮烈牺牲，为中国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陶达兼同志牺牲后，再也没有人能以官方的身份证实蔡家村 53 个村民被诱骗杀害的真实情况。国民党政府的地方反动民团趁机大做文章，用这起惨案来抹黑嫁祸红十军。一时间，谣言四起，不明真相的群众以讹传讹，这 53 个被害村民被污蔑成 “与红军作对” 的人，被钉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 上，失去了应有的 “名节”。善良单纯的蔡家村民们，面对这样的污蔑，心中纵有千言万语，却无处诉说，更不敢说出事实真相。因为他们害怕一旦说出实情，会遭到更残酷的迫害，只能默默忍受着屈辱和不公。
新中国成立后，“左” 倾思想时有抬头，那种恐惧的氛围依旧笼罩在蔡家村民的心头。他们担心自己说话稍有不慎，就会惹祸上身，甚至身陷囹圄。在这样的环境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 53 人的后代子孙也受到了牵连，成为了被 “革命” 的对象，失去了一个公民应正常享有的生活环境和权利。他们不能升学、不能入党入团、不能参军、不能参加招工，连提干的机会也没有，生活处处受限。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这起沉冤旧案才迎来了转机。
1971 年，江西省军区、省体委、鄱阳县人武部纷纷派出工作队前往蔡家村蹲点调研。省军区的付学华参谋、省体委的戴涛指导员、县人武部的李正新副政委，以及公社党委书记徐修林、党委委员吴志海等领导同志，先后深入到村里。在与群众频繁的接触中，工作队了解到了 53 人被杀害的一些具体情况。本着对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他们迅速展开了深入细致的调查工作。工作队的同志们不辞辛劳，多方走访当年的知情人，查阅大量的革命历史档案资料，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还原了历史真相，为那 53 个被无辜迫害的村民洗清了冤屈。
原来，当年蔡家村有个恶霸地主叫蔡兆煌，他平日里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欺压百姓，坏事做尽。他害怕红军的革命运动清算自己的罪行，于是便暗地里与乐平县乐港镇魁堡村的大恶霸地主 “大麻子” 和 “三毛钻鸡” 勾结在一起，谋划了这场惨无人道的骗局。他们组织了一支队伍假扮红军，以发救济物资为诱饵，诱使善良单纯的村民上当受骗。村民们哪里能分辨出这些人是假冒的红军，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跟着去运 “救济物资”，最终惨遭毒手。
反动民团之所以故意散布谣言，杀害这 53 个青壮年，其目的就是要抹黑红军，削弱革命队伍的力量。他们企图让人民群众仇视红军，使红军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从而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剥削地位和利益。
在这 53 位遇害者当中，有一人就是蔡馆长的爷爷。她爷爷被害时年仅 24 岁，正值青春年华。她的奶奶当时带着刚刚出生的儿子(也就是蔡馆长的父亲)，在精神和生活的双重重压下艰难度日。奶奶心中的痛苦无处倾诉，只能在夜深人静时，把这段悲惨的经历讲给年幼的孙辈听。
蔡晓凤馆长从小跟着奶奶长大，奶奶讲述的那段痛苦经历，就像一颗种子，在她心里生根发芽，多年来一直在她的脑海中回荡。年轻的时候，她和其他受害者的后代一样，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创伤。好在她勤奋刻苦、积极向上，始终没有放弃对生活的希望。爷爷遇害的历史真相被还原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终于如愿考上大学，后来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
蔡馆长说，她从未忘记奶奶讲述的那段历史，更忘不了自己和那 53 人的后辈子孙曾经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所以，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她便踏上了追寻历史真相的道路。多年来，她不辞辛劳，四处走访有关知情人，查阅大量的地方党史资料、地方志书和族谱，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只为了还原更为详尽的历史真相，给那 53 人的后代子孙一个真正的公平。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在土地革命时期，祖国山河破碎，内忧外患严重，人民群众遭受着沉重的压迫和剥削。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土地革命，与人民群众建立起了鱼水情深的关系，才为革命的最终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而国民党反动势力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不择手段，采取各种疯狂的报复行为，极力离间和破坏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妄图让革命失去根基。蔡家村深受陶达兼的重视，或许正是因为这里是重要的革命力量源泉，恶霸地主蔡兆煌处心积虑地杀害本村男性青壮年，就是为了破坏和削弱红十军的革命力量。
53 人被无辜杀害，他们的后人也跟着遭受苦难，每每想起这段历史，都令人痛心疾首。但我相信，若他们泉下有知，看到如今祖国蒸蒸日上，他们的后代子孙人才辈出，正在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一定会感到欣慰，得以安息。
2025 年 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