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2月20日是我大哥逝世40周年纪念日，大哥生前的种种往事涌上我的心头。大哥黄静波，又名清山，生于1919年2月1日，阴历已未年正月初一，父亲取名为旦初，从小受到外公外婆、祖母的庇护和关爱，他的童年应该是很幸福快乐的。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年代，大哥7岁到沈老先生的私塾读四书五经，后转入创办不久的东平小学，13岁考入当年负有盛名的县立杨子中学，19岁考入国立上海大学。刚读了二年，淞沪战争爆发，上海论陷。大哥中途辍学，不得不回到惊恐中的崇明老家。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他心情沉重，渴望找到一条救国的道路。大哥觉得，中国的贫穷落后，是因为国民没有文化素养和科学知识。几经考虑，大哥接受了东平小学顾校长之邀，担任该校的语文、自然和英语老师，利用三尺讲台，向学生传授知识，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他知识渊博，英语娴熟，深受学生和同事们的欢迎，爱戴。
我大哥于1939年结婚，大嫂为人娴淑，善解人意，又聪明能干，深得我父母的看重。她深爱着我大哥，悉心照料我大哥的生活起居，又忙里忙外的照看弟妹们，成为我们这个大家庭的顶梁柱。
旋即，崇明沦陷，大哥不愿留在日冠汪伪控制的学校，愤然辞职，去上海制板厂投奔当领班的姨父，学习照相制板技术。由于勤奋专一，很快熟悉了照相制板的技术流程，加上他有很好的英语基础，深入理论研究，在实践中得出经验，很快掌握西方先进的照相制板新技术，成为厂里最好的技师，受到老板的青睐。同时进厂的还有我的二姐夫，两人居住在窄小的亭子间，吃的是黄糙米，睡的是硬板床，闲时相互切磋制板技艺，探讨技术难题。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年月里，日寇掠夺我资源，残杀我同胞，在我大哥的心里，仇恨的烈火与日俱增。漫漫长夜，他在斗室里辗转反侧，渴望着光明的到来。通过姨父的关系，大哥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的活动，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姨父的指导下，与几个热血青年一起建起了地下印刷所，印制大量抗日传单。抗日传单出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唤起了民众的抗日热情，沉重打击了日寇汪伪的嚣张气焰。为此日寇的情报机关和汪伪特务，四处活动，搜查传单来源。在这腥风血雨的日子里，大哥和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不断地变换地址，一次又一次躲过了敌人的严密搜查。部份同志被捕入狱，党组织命令大哥他们转移印刷器材，人员分散到郊区隐蔽。大哥回到崇明老家，经商种地，等待时机。1942年，大哥已是二个孩子的父亲，大嫂既要照看年幼的儿女，又要承担家庭的事务，还要种植田地，十分的辛苦。大嫂任劳任怨地支撑着家庭的一切，使大哥平静渡过了这段艰难的岁月。
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大哥又回到姨父的上海制板厂，表面上是制板厂的技工，实质上从事党的地下活动。为埯人耳目，由父亲出资，在上海复兴东路开办了恒源酱园，购买了小楼，租用了场地。又从我二哥在崇明开的恒丰酱园运来制作酱制品的器材和原料，雇用了师傅和营业人员，大嫂也到上海担任后勤服务。开业之初，生意兴隆，但不久开始萧条，其原因是大哥没有把精力放在酱园店的生意上，而是与姨父一起从事党的地下话动，酱园店终于在1947年底关闭，大哥放弃了经商的事业，又回制板厂当他的技工。1948年12月下旬，大哥乘船回崇明途中，在南门港被国民党县党部的特务逮捕，受尽各种刑罚的折磨。直到第三天，父亲才得知长子被捕于县城狱中，想尽办法竭力营救。找了不少的头面人物，花了大量的金钱都无济于事。母亲，大嫂以泪洗面，整个家庭沉侵在惶恐之中。就在全家绝望之际，有天晚上大哥满带伤痕突然回家，全家惊喜万分。原来大哥被解押去苏州监狱时巧遇他大学同学，以国军少将的身份保释了他。大哥走了二个多小时，到家己是午夜时分，换了衣服，吃了顿饱饭，大家觉得事有反复，不能久留家中。父亲出重金租了陆家的木船，连夜偷渡到海门的青龙港。上岸后雇了人力车，经三天两夜的奔波，到达盐城。投奔苏北人民解放军，成了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大哥参军后被按排到某师团政冶部担任文化教员，从事对部队官兵的教育和培训。之后解放军各个战场节节胜利。1949年4月，打过长江解放南京，5月解放上海。大哥跟随部队南征北战，其后，南方城市相继解放。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哥调入进军西南的部队来到四川，二年多没有给家里写信。直到1951的春天，大哥调入川南军区政治部，才给家里写信，并邮寄旧币伍拾万元(50元)，我们得以绝处逢生而欢呼跃雀。从此大哥每月按时寄来40万元(40元)，使我们生活读书均有保障。不久领导要他筹建军区政治部印刷厂，开始了他重操印制技术的生涯。
1953年，大哥由泸州的川南军区印刷厂调入成都市第二印刷厂，其时大嫂己来川与大哥一起生活。大哥作为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为改变成都印刷业的落后状态，呕心呖血，不辞辛劳的引进上海的先进技，组织相关人员去上海参观培训，开办印刷技术培训班，为提高成都乃至四川各地的印刷技术不遗余力。他培养的技术骨干布满四川各地。因为技术过硬，他被评为八级技工，人称“黄八级”。上世纪60年代，大哥除了负担5个子女的生活学业费以外还要承担老家父母弟妹们的日常开支。他平时非常节俭，工资交由大嫂支配。自己一心扑在工作上，每天工作12小时。三年困难时期还要求降职降薪，分担国家的困难。大嫂来到成都22年，直到她去世都没有回过故乡，大哥也是趁出差机会探望亲人，现在想起来是多么的悲伤。
1966年文革爆发，大哥被造反派定为反动学术权威停止了工作。他心情沉重，与厂里的老工人一起，坚持生产第一线。好在及时落实了中央的知识份子政策，才没有被批斗。在恶劣的环境下，他钻研新技术，攻克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使该厂的印刷技术走在同行的前头，得到军宣队的肯定和表彰。
1975年，与大哥相濡以沫36年的大嫂因胃癌不治而与世长辞，大哥悲痛万分，但他忍住悲痛，把所有的精力扑在工作上，孩子们见他忘我的工作都很心疼。1976年8月，为减轻他的悲痛，领导上让他回乡一段时间以分散他的哀思。在这段故乡逗留45天的日子里，几个弟妹，轮流陪伴大哥，上海的外滩，城隍庙，南京路都留下我们的身影。而大哥最多的还是去上海制版厂，几个印刷厂参观学习，及时了解印制业的最新动态。
大哥回到成都以后不久，“四人帮”被粉碎，我大哥那样的技术行家得以重用，他被调往成都包装公司彩印厂，担任技术总工，负责培训技术骨干，他阅读国内外的最新技术资料，编写适合中青工人实用的速成教材，并接受四川地市州印刷界的邀请，赴各地传授技术，为四川印制新技术的普及和提高立下了汗马功劳。高挂在我大哥办公室的一面面锦旗，无不说明我大哥付出的滴滴心血。
1983年的金秋季节，大哥去山东青岛参加学术会议，取道回崇明老家探亲，先去看望老父。第二天我们弟兄四人在县城聚首吃饭，并摄下了唯一的四弟兄合影，下午他要赶去上海参加一个会议。吃饭前，大哥深情的说：我离开家乡38年了，很想回家奉待老父，与弟妹们生活一段时间，我要把故居修缮一新，还要把你们大嫂的骨灰带回老家安葬。可怜您们大嫂离开故乡后再也没有回来，想起来真是对不起她……一席话让我弟兄四人泪水汪汪。下午5点我陪大哥乘船去上海，第二天上午他会议结束后打的去虹桥机场，想不到这次的分别竟是最后的诀别。
送别大哥，回到农场后不久，拆开盼望己久的大哥来信，大哥兴奋的叙述了坐飞机的感受:人在离地面8千公尺的高空，机窗外碧蓝的天空，机身下浓浓的云海，有一种飘飘欲仙的感觉……大哥诗一般的语言感染着我。谁知，大哥的这封信，成了他留给我最后的绝笔。
大哥于1983年10月被查出肝癌，与病魔抗争了四个月就与世长辞了。大哥的子女们考虑到祖父94高令龄，没有把噩耗告诉我们，依旧每月来信，生活费照寄。我父亲86年9月去世，不知道长子己逝。直到86年我去成都探亲，才知道大哥确己不在。我去竹王山拜祭，在大哥大嫂的墓前长跪不起，并抚碑大哭，但一切己成事实。
大哥离开我们四十年了，回忆大哥平凡的一生，无数的平凡缀连成片，他给事业，家庭，同志，学生播撤的爱，像一座青山永远䇄立在我们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