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1968年的冬天特别冷。
因为我丈夫的“阶级成份问题”和“海外关系问题”，我们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乐丰分校，下放到了鄱湖平原——乐丰农场最偏僻的西汊湖生产队，那时身边还有两个幼小的女儿，一个4岁，一个才1岁多。
我们初来乍到，农场的人看到我们都不怎么和我们搭话，也是找不到话题吧，倒是有时听到他们小声议论着我们这家“下放来的”，想来他们免不了猜测我们到底犯了什么事、做错了什么才下放来西汊湖的吧，以至他们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我们合适，是“下放干部”?“地主分子”?还是别的什么“分子”呢?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和他们交流，总之我们很清楚自己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所以尽量做到少说话、多做事，夹着尾巴做人。
冬天是农闲时节，农场的职工虽然每天也出工，但只是到田里做一些开春前的生产准备，比如施肥，或做些别的杂事。
到第二年春耕时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个农场的地里活，都是由临时工做的，春耕和夏收夏种时，也都有附近的农民过来帮忙，他们也由此可以增加一份收入。可是这一年不同了，总场开了大会，为了经济合算，规定一律不准请临时工，所有农活都要场里的职工自己干。本场的职工原本就是来自周边的农民，对他们来说农活是本行，累一点也不成问题，却是难住了我们这批城市来的知青和一些知识分子，我们从来就没有任何种地的经历，至于耕田耙地等技术性的农活，我们更是连做梦也不曾想到会和自己有关啊。
自从农场开会之后，我就一直在想，自己不会做农活，怎么办?按说，我是大城市来的，不懂种庄稼是很正常的事情，不会干农活也是必然的，可是面对现实，如今没有别的选择，而只有一个办法：向贫下中农学习，不懂就问，再说，为了生活和养活孩子们，我也要争取学会干农活，我们既然把孩子们带到了这个世界，又让她们生活在这艰苦的乡村僻壤，已经觉得很委屈孩子们了，所以我要尽我的能力把她们养大，养好。既然命运作出此安排，总得要努力地活下去……
我们每天开工前，都由班长分工。
这天班长突然说：“跟大家商量一下，春耕就要开始了，从今天起，就要耕红花地了，可是男劳力不够用，所以需要有几位妇女同志参与犁田。”班长说完，却没人回应，过了一会，我干脆报名说：“班长，我去一个!”当时在场的男女职工就都转头看着我，以为我说着玩的。
班长对我说：“用牛，你行吗?你不怕牛吗?”我说：“做什么事总有第一次嘛，我会慢慢来、慢慢学啊!” 班长见我是认真的，居然就答应了。
我不记得自己当时是什么心情，只是觉得开弓没有回头箭，于是我马上转身往牛掤走去，找到了专门养牛的老农，我们都叫他杨伯伯。杨伯伯是南昌人，我丈夫也是南昌人，平时我们说话较多一点，自然就较熟悉。
杨伯伯见我来了，就问我：“上海佬啊，你来干什么?”我说：“请帮我选一头老实点的牛吧，今天我要犁田啊!” 杨伯伯很不解地说这么多职工怎么叫你犁田，我说这是我自己要求的，不过我心里还是没底，有点怕，所以我赶快过来，请你帮我选一头老实听话不乱跑的牛。不一会儿，杨伯伯挑了一头牛走到我身边，然后教我怎样牵牛和用牛，就这样教了几分钟，我就把牛牵走了。
我牵着牛，班长帮着套上了牛轭，之后他又教我怎样耕地犁田，班长一边说，一边做着示范，左手拿着牛绳和鞭子，绳子的摆动可以示意牛的走向，鞭子自然是用来警告或者直接抽打不听话时的牛，右手扶着铁犁……
后来我就接过了班长手里的犁把。
最初时我总是控制不好，犁头就总是一下浅一下深，而根本由不得我。如果犁浅了，耕不到足够深度的土地，自然是不行的，而如果耕得太深，就要费老大劲把犁从土里拔出来，重新耕犁，一来二去，实在是把人累得够呛。何况那时我正怀有身孕，只是农场的职工都不知道。总之犁了老半天，也没犁出多少地来，心里就有些沮丧，但却丝毫没想过放弃，我相信自己能行的。
有时犁头扎进土里太深了，我怎么也弄不动，班长见了就会过来帮忙，他还一直鼓励我，并教我怎样和牛交流。起先我好生奇怪，我想牛懂什么?还跟它交流?后来我一个人在一块田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感到很无趣时，我就真的和牛说起了话，我说：老牛啊，你别欺负我啊，我是第一次用牛，我还有点怕你，我们好好相处，好吗?老牛你累吗?我好累，我们休息一下好吗?牛就真的停了下来。你别说，牛真的听得懂人话，有时可能是蚊蝇叮了它的屁股，它就会把长长的尾巴左甩右甩，泥水都甩到了我的脸上，我就叫：老牛你别甩了啦!你再乱甩我就用鞭子打你啦!这老牛真的听懂了我的话，不再甩尾巴了。
那头牛的确是很乖，我一连用了它一个多星期，却从没有用鞭子抽打过它。后来我们班的地耕完了，我不需要用牛了，却还会想到那头牛。如果在路上碰到一群牛，我都能从中认出那头牛来。那确实是一头听话的牛，所以那些天杨伯伯都会特意把它给我留着。
我终于学会了耕地犁田，而且能够较熟练地掌握牛和犁了，连队的领导和职工，还有附近村里的农民都连连夸赞我。连队领导见我肯干、能吃苦，就要我当妇女班长，我说我不行，还有其它农活我不熟练呢，领导说慢慢来嘛，相信你一定会很快学会的。推辞不了，就这样我当上了妇女班长。
诸如此类的深刻记忆还有很多，如今我已是八十岁的人了，过去的事情虽有些不堪回首，但是也会因为自己曾经的坚强，而感到一些欣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