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母亲曾经称五个儿女为“一根藤上五个瓜”。还说这根藤，是苦根，结的瓜也是苦瓜。后来又说，苦瓜变甜瓜了。母亲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兄妹五个，多出生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我是长子，四个妹妹依次为素梅、素芹、素娥、素花。可悲可叹，命运之神，用一根“藤”将我们牢牢拴在一起，无情地抛在“只长盐蒿不长粮”的盐碱荒滩——有个叫“黄圩”的地方。这里，后来创造了“盐碱地上稻花香”的奇迹，现在已建设成为宜居宜业乡镇，而在历史上穷得遐迩闻名，三年严重自然灾害时期，有“苏北兰考”之称。
我家七口人，生活极度困难，时常靠吃糠咽菜度日。在万分无奈之际，母亲曾带着素梅、素芹、素花到潮河北(地名)逃荒。二妹(当时只有7岁)曾多次跟我讲，那里的狗特别凶，追着人咬，咬住裤脚不放，吓得她有时宁可挨饿，也不敢出去要饭。记得那是春节后的一天，我站在屋后，等待母亲和妹妹们从潮河北归来。寒风阵阵，雪花飘飘，到处白皑皑一片，只见母亲和三个妹妹顶风冒雪，衣衫褴褛，蹒跚而来，母亲手搀素梅、素芹，背上用绳子绑着素花……见此情景，我目不忍睹，泪如雨下。
当时，我在黄圩初中读书。尽管很艰苦，但在那种岁月能上学，实属不易。也许，是因为我早出生几年，比妹妹们“优先”;也许，是因为父母的天平在向大儿子倾斜;也许，是因为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成全了我在困境中的就读。说实在的，我内心深处始终感到，对不顾一切支持我读书的父母有亏欠，对贫困不堪的家庭有亏欠，对忍饥挨饿、无学可上的妹妹们有亏欠。有一次，父亲从粮站买回计划供应的十几斤山芋干，不准妹妹们吃一个，让我带到学校中午蒸着吃。在当时每天能吃上一盒山芋干，比现在每天吃肉还美味。但我有点内疚，觉得对妹妹们不公平。
世事无常，1966年底，祸从天降，父亲突然患病去世!这时候，我19岁，四个妹妹分别是15岁、13岁、11岁、4岁。在五个儿女最需要的时候，父亲撒手而去，我们的命苦啊!刚40岁的母亲，面对身边“一根藤上五个瓜”——五个“苦瓜”，想想眼前的路，不寒而栗。母亲面临的天大难题，是如何将五个儿女拉扯成人，如何将五个“苦瓜”慢慢变成“甜瓜”。
我们兄妹五最大的不幸，是早年丧父!我们兄妹五最大的幸运，是有一位坚强伟大的母亲!父亲走后，母亲用善良的心，用高尚的母爱，用顽强的毅力，用非凡的吃苦耐劳精神，义无反顾地撑起这个家，顽强不屈地扛起抚育儿女的重任，含辛茹苦地甘为儿女付出一切。从此，我们兄妹五人在母亲的关爱下，相依为命，紧紧地连接在一根藤上，艰难地生长在一根藤上。
(二)
尽管家境更加窘迫，但母亲不改初心，仍千方百计让我继续上学。她拼死拼活地参加生产队劳动，在生病时吃不下饭还坚持上工，多次晕倒在田头。除了白天参加集体劳动，晚上还经常忙家里自留地。有时一晚收一块麦，一晚挖一块地，一晚推一汪肥。妹妹们不仅帮助分担家务，还力所能及参加集体劳动，时常累得筋疲力尽。当时，全家人都在全力支持我读书。
我高中毕业后，作为老三届回乡知青，与母亲和妹妹们一起参加劳动。虽然只有8分钱一个劳动日，苦工分挣不了几个钱，但毕竟摆脱了我上学时的家庭负担。而且，随着我和妹妹们一年年长大，母亲的压力也有所缓解。特别是从大环境来讲，这时家乡已开始搞“旱改水”，“盐碱地上稻花香”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众所周知，家乡的“穷根”就是盐碱地，只有大力挑河治水，洗盐灭碱，种植水稻，才能拔掉“穷根”，给每个家庭都带来希望。当时，已初现曙光!
后来，在地方干部的关心照顾下，我有幸当上民办教师。先是在本大队学校每月拿8块钱工资加工分补助，次年调到初中班学校每月拿26元工资。当时，家乡仍在吃国家供应粮，我每月工资除了10元伙食费，都给母亲买供应粮。就在这段时间，家里破旧矮小、下雨就漏的小草屋已无法藏身，在诸多方面的关心、支持、鼎力相助下，两手空空盖起了三间草房。其间，妹妹们不知帮我一起推了多少土，出了多少力，流了多少汗，感动了多少庄邻和乡亲!本生产队曾自发组织二三十人，晚上帮我家推土杠屋基，不收一分钱，不喝一口水，不抽一支烟。令全家人感动不已，终生难忘此恩!
再后来，我被推荐选拔上阜宁师范。不仅没了工资，支持不了家用，还要家里提供上学费用。这样一来，母亲和妹妹们的压力又加大了。家里的收入，一靠苦工分，二靠每年养一头猪，别无其他来源。怎么办呢，母亲与妹妹们搞起编织，一起做芦席、打节子、编柳筐等。为了节省开支，妹妹们在紧张辛苦的劳动之余，还常常起早贪黑做一件事：纳鞋底。给全家人做布鞋，特别是给我做了一双双漂亮的布鞋。当时，我是班级少数几个没有皮鞋的人之一，但我又自豪地成为班级穿妹妹做的布鞋最多的人，没有之一。
在师范读书期间，有一件事令我终身难忘。什么事呢?二妹的事。二妹素芹未读过书，未出过门，最远的到过黄圩街，小时候上过百禄舅舅家、跟母亲逃荒到过潮河北，其他一直在家劳动。她性情耿直，不怕吃苦，不怕吃亏，说话办事实在。在四个妹妹中，她体质最好，力气最棒，劳动最多，干脏活重活最多，吃苦最多。那是1974年，她自告奋勇要骑自行车上阜宁师范找哥哥。天哪，连离家几十里的滨海、响水都未去过，还骑车120里上阜宁?阜宁在哪个方向?一路要经过哪些地方?骑车要多长时间?等等，一无所知，就下决心骑车上阜宁?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首先，母亲不放心，不敢答应。大妹、三妹心里没底，也不敢支持。但是，有个问题怎么解决?秋收后，母亲念叨来念叨去，妹妹们也一直在心，希望能尽快送一些山芋干、红小豆给我，以便补贴和改善伙食。如果不让二妹送，别无他法，那时候“快递“还没有出世哩。由于二妹心诚，一再坚持，也由于个个都希望尽快送东西给我，所以母亲只好答应。一路上，二妹究竟如何紧紧张张，如何辛苦劳累，如何热汗淋淋，如何又饥又渴，可想而知!
中午，突然有同学叫我，说你妹妹来了，在校门口等你呢!我既高兴，又惊讶!看到二妹那一副疲劳憔悴的面容和一身粗布衣裳，望了望她车上绑的山芋干和红小豆，我沉思良久，眼眶湿润，说不出话来。
在共同生活、劳动中，在多年相处中，我不断加深了对妹妹们的认识和了解，加深了对她们的情义。四个妹妹都比较聪明，智商都比较高，如果有条件读书，都是好样的。可惜，贫困剥夺了大妹二妹三妹的上学机会(四妹是后来才有机会上学)。四个妹妹情商也都比较高，能乐观地面对生活，对人诚实有礼貌，习惯与人沟通交流，不会因为小事与人斤斤计较，心胸比较宽敞，知道礼让和包容。四个妹妹都有吃苦耐劳精神，生活上艰苦朴素，不追求穿着打扮，只求整洁干净。在家务劳动和生产队集体劳动中，不怕苦和累，重活脏活抢着干。四个妹妹都懂得孝敬母亲，知道母亲撑这个家不易，不惹母亲多操心，尽量替母亲分忧。四个妹妹都对哥哥好。尽管哥哥性子急，有时会发火，妹妹们有点怕哥哥，但也知道哥哥的压力，理解哥哥的苦衷，兄妹之间从未产生过感情隔阂，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事情。
(三)
贫穷可怕。威胁健康与平安的疾病更可怕。我与妹妹们作为命运共同体，在物质相当匮乏的状况下，有时对她们冷一点热一点、饱一点饿一点无能为力，但对她们生病的事，是毫不犹豫地当着最大的事，绝不放过。
三妹素娥小时候有一种俗称“困痧”的毛病。每次发作都昏睡不醒，手脚冰凉，呼吸微弱。这时，我必须在第一时间去请一位叫“龙大爹”的老人来针灸。老人来后经过切脉检查，说再耽搁就很危险了!吓得我心里慌张，十分焦急。经过好长一阵针灸治疗，老人告诉我们，手脚回暖了，病回头了，没有危险了，这时我和母亲才放下心来。三妹这个毛病反复发作，有时我去请龙大爹，他不在家，左盼右等，心急如焚;有时去他家遇到大狗，汪汪狂叫，我吓得瑟瑟发抖;有时针灸迟迟不见效果，龙大爹连连咂嘴，神色担忧，令我焦急万分。回想起来，我从小就胆小，一看到家里有人生病就紧张，与直接经历三妹治病过程有密切关系。时隔多年，我在响水工作时，有一天突然接到电话，说三妹病了，而且比较严重。我顿时想到她从小患过“困痧”，放心不下。立马到县医院租了一辆120大巴，直开三妹家，很快把她接到县医院治疗。
二妹素芹小时候也有一种毛病，说不清什么原因，经常肚子疼。医有的说是“心头病”，有的说是胃病，治疗不见效果，发作频繁。一天夜里，二妹又突然发病，剧痛难忍，声吟不断，脸上汗水直滴。怎么办呢?我与母亲都主张去张集医院。可是，张集离家7里路，又没有交通工具，半夜三更怎么去呢，毫无办法。不!人命关天，有办法没办法都得去!我与母亲毫不犹豫，背起二妹就走。一路上，二妹时而疼得哼叫不停，时而显得有气无力，昏昏迷迷。我和母亲心急如焚，恨不能以最快速度、最短时间赶到医院。母子俩轮流背二妹，母亲背一段，实在吃不消了我再背;我实在不行了，再给母亲背。就这样交叉循环，一路上不是走，而是小步跑。是与时间赛跑，生怕在路上出现险情。我与母亲背得精疲力尽，上气不接下气，越是着急越是感到路远。说不清到底用了多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把二妹背到医院。放下二妹后，我和母亲都气喘吁吁，瘫下了。经过检查化验，确诊为胆道蛔虫，医生说如果再耽搁，形成穿孔麻烦就大了。于是，立即服用驱虫药剂，打下很多蛔虫，此后再没复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