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不带?”
“不带!”
母亲眼里的光一下子暗了，舒展开的皱纹重新又聚了拢来。
“细妹仔没回来过年，我心里挂着呢。”
母亲幽幽地自语。
“那好吧。就带一只。”我说。
母亲抬起头感激似的望着我，像是得到了天大的恩赐。
赶紧抓了鸡，烧水，杀鸡，烫鸡，拔毛，开膛，清理内脏。不大一会儿，两只白花花的鸡，安静地侧躺在老屋前水泥台上。“不是说一只吗?”我说。“嘻嘻!就多带一只吧!”“难得回来!”母亲看着我，眼里尽是温暖。
我们是不让母亲喂鸡的。母亲年岁已高，腿有旧疾。尤其是一年前母亲腰部骨折出院后。全家苦口婆心地劝她别喂鸡了，想享清福算了。她在镇上弟家才住了一个多月。一天，弟媳微我，说妈做梦，老屋的鸡被偷了，天天喊着要回去呢。忙碌了一辈子的母亲，闲下来像要了她的命。
“哒哒哒—”“嚓嚓嚓—”，我在母亲奏响的晨乐中醒来。那一堆堆剁碎的鸡食，我辨得出：红的是番薯南瓜，黄的是玉米土豆;白的是冬瓜水萝卜;青绿的最多，菜地里所有的菜叶，含野菜叶。她们带着大地的玉露与精华，汇聚到农家院里，一扎扎齐拢在母亲的左手掌，随着右手扬起的刀锋，有节奏的起，落，碎成均匀的块粒，或寸段，逐渐堆成一座座小山。母亲，倾斜着后背，垂直右手臂，紧握住菜刀组成一架倔强的吊机，母亲稳坐在侧倒的木凳边缘，一动不动，任手里的刀挥舞。一座塑像，便定格在我心里。
“喔喔喔—” “咯咯嗒—”“嘎嘎嘎—”如定时闹钟，母亲每天“闻鸡起舞” ，有规律地有节奏地生活着。活蹦乱跳的鸡鸭，陪伴与充实着母亲的每一个日子，填满父亲走后的十几载岁月。以至于她住不惯弟砌的新楼房，吃不惯媳侄们送到手里的饭菜，享不惯衣来伸手的清福，听不进我们的劝慰，硬是回到老屋，一个人撑起了岁月，过起了日子。
母亲在，家就在。我读书，我工作，我远行，无论我走到哪儿，母亲剁鸡食的乐曲及鸡飞狗跳的欢腾，让我魂牵梦绕。我依恋老屋，依恋这农家音乐，如同依恋母亲的体温，母亲的气息。于是习惯了每天闻着老屋的鸡屎味，吃着粗糙的农家饭菜，睡着古旧木床。进城后许久后返回，依然如此。
两处鸡圈，由母亲安置在屋后和右侧的柚子园。母亲蹒跚地竖起一排排栅栏，撑起一块块雨棚，鸡们得以遮风挡雨。与母亲鸡鸭朝夕相伴的鸡鸭，得到了儿孙亲人般的照顾：剁食，煮潲，喂食，唤鸡，关鸡，打扫鸡圈，乐此不疲，“人家都喂生食呢。”我哈着冰冷的手，心疼地母亲冻红的双手。“生玉米、生红薯藤鸡嚼不烂，咽不下的。”“鸡消化不好!就养不好!”我无语了。难怪母亲喂的鸡鸭特别肥，皮下脂肪特别厚。弟埋怨说，妈母亲喂鸡的成本太高了，划不来!我想，这正如母亲的为人，生怕别人吃亏!别人给她二百元，她要回礼一只鸡，再一兜鸡蛋，添一份菜蔬。喂鸡也如此，生怕亏了鸡，饿了鸡。所以，母亲喂的鸡“油包死肾子”。过年杀的那只大母鸡，过秤十四斤重，鸡油也刮下一两斤来。
去年秋，我回老家，见母亲又黑又瘦。侄女告诉我，后山的“黄鼠狼给鸡拜年”，咬死了好几只鸡，母亲硬是没合眼，守了好几夜，还哭肿了眼睛呢 。我听了又好气又好笑，犯得着吗?老妈!“这黄鼠狼太可恶了，专吸血，好可惜啊，好几斤重的一只啊，全扔了!”母亲心疼地说。后来，母亲悄悄地又买回几只，说是补齐所缺!鸡鸭队伍齐整，母亲才安心。气得我们又一顿落她。母亲一边呵呵地答应着，一边又健忘了。看见婶子或邻居买鸡仔回来了， 母亲又一次次心动。于是，母亲的鸡越喂越多，队伍一直“威武雄壮”。母亲从来没为自己杀过一只鸡。逢年过节，家人生日，远行，迎送亲戚，朋友，母亲总是乐呵呵地捉鸡，杀鸡，送鸡。满心的欢喜与满足。
母亲喂鸡，我们劝说;母亲再喂，我们再劝;母亲继续喂，我们继续劝，已循环成死结。这个春节，母亲发话了：你们甭劝我了，你爸走了，鸡就是我的伴。我喂得开心!母亲开心，我们就开心。我想，这不解了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