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四年了。四年来，父亲从未走远，他经常在梦中与我相见。父亲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永远是那么熟悉和清晰。
我怀念我的父亲。
三四幢简陋的瓦房和茅草房，依山而建，呈一字型不规则稀疏地排列着。屋后的山不高，一年四季都被绿色的树木覆盖;屋前是一片开阔的大小不一的农田，阡陌其间，溪流潺潺，春夏秋冬栽种着不同的农作物。远处，目光所及，也是几座高低不一的山，连成一片，向远方绵延，云遮雾罩的，有一种别样的美。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农历八月初一，我的父亲就出生在这个典型的赣东北丘陵地区的鱼米之乡——一个只有三、四户人家的名叫“水露山”的小山村。
水露山村，原先是一片荒山坡，没有人居住，到我祖父时期，才有几户人家陆续搬来盖房入住。而我的祖上也并不是水露山原住民。根据族谱记载及考证，大约在宋末元初时，黄姓的一支从江西黎川县宏村镇丁路村迁移到江西余干县黄金埠镇珠桥竹山自然村，并在此繁衍生息数百年。到了我曾祖父时期，曾祖父将一家人迁移到临近几百米外的“飞蛾村”居住。曾祖父有三个儿子，分家后，我祖父才搬到离“飞蛾村”四、五百米远的这个叫“水露山”的小山村。我父亲就出生在这里。
我祖父母一共生育了10个儿女，由于旧社会医疗卫生条件及生活条件差，长大成人的只有5个。我父亲属于老幺，上面还有一个大他10岁的兄长和三个姐姐。父亲一出生便体弱多病，因而我祖父母给与了他更多一些的关爱和情感。就是到了暮年，祖父母也是与我父母亲居住在一起，直至终老。
父亲的童年是在苦难中度过的。
由于祖辈世代务农且家贫，我的父亲及其哥哥姐姐，从未上过学，一辈子目不识丁。父亲的三个姐姐年龄稍长时，便被送去外村做了童养媳。我父亲从懂事起，便跟着我祖父下地劳作，上山砍柴，拾肥，放牛，打猪草等，早早就学会了在农村生存的各种技能。由于没有进过学堂的门，一辈子饱受不识字的苦，以致父亲后来常向我提起这事，说不认识字真吃亏，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信也不会读，去生产队记工分，完全靠别人去记，自己没有办法去核对错与对，这是父亲一辈子的遗憾。
正是父亲因为有着不识字的痛，所以我们几兄弟到了上学的年龄后，家里再怎么艰难，别人再怎么不理解，父亲也要竭尽全力送我们去学校接受教育。他最朴素的愿望就是自己的孩子读书后能识文断字，能记账，能写信，能走出老家这一方小天地。
那时由于家里田地少，种出的粮食不足以养活一家大小，在父亲约6岁的时候，祖父便带领全家人到距家十五六里远的信江西岸梅港乡一个山村租地种。当时年幼的父亲主要工作仍是放牛、割草、拾柴等事项。天刚蒙蒙亮，父亲就被祖母叫醒，睡眼惺忪地牵着大水牛到附近的山坡、田野去放养。“那时候山上有野狼，野狼看见小孩孤单一人就会走过来。我真的害怕极了，好在大水牛很通人性，看到野狼过来，就会用长长的犄角迎撞它。野狼一看到大水牛走过来便掉头跑掉了。”父亲后来跟我谈起这段经历时，还心有余悸。
在异乡租种田地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家人经常生病，祖父只得带领全家老小又返回到家乡“水露山”村，靠种几亩薄田及打短工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这时候，时间已来到了1940年，日本人打进中国已好几年了，国民党政府四处抓壮丁征兵。有钱人家可以用钱买人去当兵，而穷苦人家没有钱，镇和村上的保甲长就带人来家里抓人去当兵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每家两丁抽一，即家有二男必须有一男去当兵，我父亲刚好兄弟二人，父亲8虚岁(7周岁)，他的哥哥18虚岁，符合当壮丁的条件。我祖父为了能避免他的大儿子不去当壮丁，在“中间人”的介绍下，无奈地将他的小儿子、当时还是7周岁的我的父亲，卖给10多里外一个名叫“书院村”的一户没男孩的人家做儿子。而卖我父亲的钱款，却被“中间人”拿走了，我祖父并没有得到“卖儿”的钱，真是“赔了儿子又亏钱”。唯一的好处是，我祖父从此因为“只有一个儿子”，我大伯可以免除兵役。
在做别人家儿子的日子里，年幼的父亲受尽了他的养父母的虐待。特别是他的养母，脾气乖戾，性格凶悍，每天除了给我父亲分配繁杂的农活要完成外，稍不如意，就对父亲非打即骂，有时还不给饭吃。小小年纪的父亲，如果砍柴少了，要挨骂;放牛时间少了，要挨骂;地没有扫干净，要挨骂;田地里的草稍微没拔干净，要挨骂;没有将水缸里的水挑满，要挨骂;碗稍微没洗干净，更是要挨骂……如果父亲因委屈顶一下嘴，申辩一下理由，那就不得了，他的养母拿起棍子就打，扬起巴掌就扇。
不仅如此，父亲在做别人儿子的日子里，吃不饱、穿不暖是常态。平时，什么事都要看养母的脸色，正在长身体的父亲，每当吃饭时，不能也不敢说吃不饱;而穿在身上的土布衣服，永远是破破烂烂。夏天打着一双赤脚，冬天穿着一双破鞋，而杂事永远也做不完，真是受尽了磨难，吃尽了苦，孤独而无助。每到傍晚时分，远山如黛，残阳如血，忙完了一天杂活的父亲，时常一人站在屋外，望着老家的方向发呆，想自己父母，想家人，默默流泪……
约七八个月后的一天，已做别人家童养媳、已经10多岁年纪的父亲的大姐专门去看望我父亲。当看我父亲瘦骨嶙峋的模样，我大姑心酸不已。姐弟俩在没人的地方抱头痛哭。我大姑回来后，便向我的祖父母诉说她弟弟的遭遇，说弟弟真是太可怜了，央求我祖父要回我的父亲。我大伯当时也一再坚持说他情愿去当兵，也不愿意自己的亲弟弟给别人当儿子，而受苦受累受磨难。于是，在我祖母及大伯、大姑人等的要求下，祖父卖掉了自家三间瓦房的其中一间房，湊了一笔钱，赎回了我的父亲。父亲历时将近一年的痛苦不堪的做别人儿子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自然，我的大伯父也就被抓去当了兵。后来，大伯所在部队被日本人打散，大伯从浙江一路乞讨回到家乡;回到家乡后，又被抓去当壮丁，编在本县保安队，日本人攻打县城时，保安队又被鬼子冲散，大伯再一次逃回家乡。这是后话了。
父亲回到了家人的身边，虽然脱离了受外人虐待的苦海，但由于家贫，缺衣少食和辛苦劳作的境遇并未得到改善，当然更谈不上去学堂读书了。父亲仍是跟着大人日复一日地从事各项农活。1942年6月，日寇入侵到了余干县，一伙鬼子坐汽艇溯信江而上到了祖父居住的村庄。祖母跟着村民们在鬼子到达前几天就“跑反”了，逃到离家乡10多公里外的五雷山区，以躲避鬼子的残害。祖父因放心不下家里的东西，就没有跑远，而是在鬼子到达村里的当天，带着我父亲躲在自家房屋后的山林中。“我从山上的树林缝隙中，看到南昌佬领着几个鬼子，大约10来个人，从我们村的路上走过。每个鬼子背上都背着一个菩萨盒样的东西，扛着大枪，裆前和屁股上围着两片布(日本人穿的兜裆裤)，脚穿大靴子，走路咔咔作响。鬼子的个子都很矮小，我们都叫他们为日本矮子。”父亲后来回忆时对我说。“鬼子还在我们村里杀了18个黄埠镇塘背村逃难来的村民，都是用刀砍杀的，把这18个人砍得尸首分离，尸体七零八落，惨不忍睹。鬼子撤离后，还是你爷爷和另外一个村民用竹床一趟趟地抬着这18人的尸体，集中掩埋在山间小路旁挖的一个大坑内。”父亲生前也多次对我说起过这件往事，还带我指认过那个掩埋尸体的地方。日本鬼子的恶行，父亲记了一辈子。
后来，我查了一下资料，果然史料上记载：1942年6月(日军)犯占余干县城，日军推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惨杀百姓，在株桥官家境内有一条民船，船上有难民20人。日军发现后除其中两人侥幸逃生外，其余18人均被日军杀害。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18军解放了我们的赣东北地区。随后，共产党在地方建立了各级政权，并实行土改。当时的土改政策是，家里没有房屋和田地、常年给别人打长工的，划分的阶级成份为雇农或贫农，斗地主时，可以分得地主家的浮财、房屋和土地。我祖父由于有两间瓦房和几亩水田，不符合评为雇农和贫农的条件，所以就被评为“下中农”，尽管一家人仍是缺衣少穿，食不果腹，但作为下中农的祖父是无法分得地主家的东西的。
战乱和苦难的岁月结束了，父亲也长大成人了。由于父亲品行端正，性情忠厚，又出身贫寒，属于根正苗红的农村青年，当上了村里的基干民兵，在村里站岗放哨，或者配合公安人员、解放军战士漫山遍野去抓国民党的潜伏特务或从台湾空投来的特务。
“爸，您那时站岗时拿的枪是真枪吗?”每次父亲和我聊起这个往事时，幼年的我总是好奇地问。“没有真枪，我们这些民兵拿的是假枪或者是梭镖。只有公安人员和部队上的人配的是真枪。”父亲说。“那您抓到过特务没有?”我又问。“我们这片区域没有抓到过特务，但听说其他地方抓到过，比如河西梅港乡的一个地方就抓到过特务。”父亲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回答我说。
年轻时的父亲，长相英俊，做事干练，加上我祖父母一家人为人和善，人缘好，来给我父亲说媒的人很多，介绍了好几个对象给父亲。但父亲一个也看不上，直到我母亲的到来，才喜结良缘。
说到我父亲与我母亲的结合，就不得不说一下我母亲的家世。我母亲出生在一个富裕家庭，外祖父是镇上的保长，在乡下有不少田地出租给佃户耕种，收取租子，同时还在街市上经营布行和米行的生意，可以说是有钱有势。1949年5月，解放军已经到了江西境内。当时，我外祖父由于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又听信了谣言，认为像他那样的人被共产党抓住后就是死路一条。于是，在解放军到来家乡前夕，外祖父便只身一人秘密逃亡外地，一年后被老家派来的民兵缉拿。在被押送回老家途中的一个晚上，外祖父趁看守的民兵不注意，在关押的房间内自缢身亡。后来，我外祖母为了生存，被迫带着只有两岁的最小的女儿(我的小姨)改嫁他人;我大舅是师范毕业生，解放前就是教师，解放后还是从事教育工作，工作上基本没受到家庭的影响;我大姨被招进了政府办的“八一”工厂做工，自食其力;我小舅则被送给贵溪县一山里人家做儿子;当时只有十几岁的我的母亲无处可去，只得跟着她大哥、我大舅过活。每天早上，我母亲便在镇上的街市和河边叫卖自家做的糕点，艰难度日。
我母亲跟着我大舅一家生活了三年多后，年纪也到了十六七岁，当时，正好官家村(距离水露山村二三百米的小自然村，父母亲在我姐姐出生后、我出生前搬进，一直居住到现在)的一个大我父亲几岁的本家堂姐就嫁在我大舅家隔壁。她了解到我母亲的情况后，认为我母亲跟着哥嫂过日子总不是办法，于是就对我大舅和我母亲说，她娘家那里有一小伙子，人不错，问我母亲愿不愿嫁过去。我母亲也表示同意。
就这样，1953年的某日，年仅17虚岁的母亲，带着几件旧的换洗衣服，从她大哥家出发，跟着我父亲的这位远房堂姐步行七里路，来到了我祖父家，和年长她三岁的我的父亲结婚了。母亲在落难的岁月，草草和我父亲结合，没有嫁妆，没有聘礼，没有酒席，没有婚礼，更没有亲人送“嫁”，是真正的“裸婚”。由于穷，我祖父母也无法给我父母置办任何的结婚用品，唯一用作充当门面的物品，就是在我父母的“婚床”上铺着向邻居家借的从地主家里分得的一床新棉被和一个新蚊帐，而且还是仅仅借用了一天，第二天棉被和蚊帐就还给邻居家了，代替的是补丁摞着补丁的破旧土布蚊帐和一床破旧棉被。
我父母亲结婚时，还发生了一段插曲。这段插曲也似乎说明我父母的婚姻或许有着“前世注定”的缘份吧。在办理结婚手续时，当村支书的我父亲的一位本家堂叔对我父亲说：“你老婆家是地主阶级成份，是地主的女儿，如果要和她结婚，你的基干民兵就当不成了。”我父亲当即说：“基干民兵可以不当，但老婆我就要娶。”
对于与我母亲的结合，我父亲颇为自豪，以致后来常向我提起这事，说：“当年媒人介绍好几个姑娘要给我做老婆，我都看不上，不同意，而你妈一来，我就觉得你妈是可以陪伴我一辈子的人。”
后来的经历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我父母各自的出生家庭情况不同，成长环境迥异，两人的性格也是天差地别，且我母亲还读了六年私塾，有一定的文化基础。而我父亲完全是一个大文盲，生活轨迹原本毫无交集，完全是媒妁之言撮合的两人，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相扶相持，同甘共苦，携手共同走过了68个春夏秋冬，把5个儿女抚养长大成人、成家，两人也都在快接近90岁的年纪寿终正寝。
父亲的青壮年是在辛勤的劳动中度过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在农村集体化生产中，青壮年劳力基本是没有空闲时间的：春季播种，夏季耕耘和“双抢”，秋季收割，冬季兴修水利和为农田积肥，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我父亲他们这一代人，为家乡的农田和水利的基础建设，为国家的粮食生产，可以说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在我幼年有限的记忆中，很少看到父亲有时间休息，也没有休息的概念，除非身体不适或在走亲戚的时候，才不得不停止劳作。一年365天，父亲除了大部分时间都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养活一家大小外，还得利用早晨和傍晚的时间种好自家自留地的庄稼，为其他零星的农活、杂事忙碌。
而农村最辛苦的农活，莫过于夏天的“双抢”(即抢收抢种)、冬季兴修水利——造圩堤，及在干旱天为稻田的秧苗引水灌溉等。
每年的七八月份，是早稻收割的季节，也是晚稻播种时间。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村(生产队)有专人在队长家里蒸煮好供应全体出工劳力的早饭(米饭)。天边鱼肚刚发白，我父亲就和要上工的村民一道，拿着自己的饭碗，带着一碟或半碗自己家准备的下饭菜，前往队长家吃早饭。没有餐桌，没有椅子，人们随意在堂屋、走廊或空地找个地方，或站着、或蹲着、或坐在自己带的小凳子，匆匆地扒拉碗中的饭粒。饭是管饱的，菜则是吃自己带去的。吃过早饭，天已刚亮，根据村长(队长)的分工，大伙便扛起农具，有的拿镰刀，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扛起七八十斤重的禾斛(一种集摔打脱粒、堆积稻谷的农具)前往稻田，割稻的割稻，打谷的打谷。赤脚移走在水田中，时常被坚硬的稻茬划伤出血。夏天的早上，气温就已达30摄氏度，临近中午时，野外温度甚至高达40摄氏度了。在稻田里收割稻谷，头顶炙烤的太阳，脚踩发烫的泥水，全身上下没有干净的地方，衣服干了又湿，湿了又干，透着斑白的盐渍，那是汗的结晶;头上、脸上沾满着泥土、草屑，还有汗水不停地往下淌……
农人们像打仗冲锋似的把早稻收割完后，接着就是起早摸黑地犁田、耙天、平田、拔秧、插秧。冒着酷热，一天10多个小时在农田里辛勤劳作，经受着被蚊子叮、被蚂蝗咬的“待遇”。渴了，就找田埂拐角阴凉处刨一个小水坑，用双手捧起生水就喝;饿了，啃几口家里带来的干粮;累了，就找一有阴凉之处席地小憩一下。
我父亲就是这样，在酷暑难耐的夏天，年复一年地参加生产队的“双抢”劳动。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分田到户单干后，“双抢”仍是农村人无法回避的一关。而在我家，父亲就是家里的唯一主要劳动力，身体单薄的他一人更要扛起农田里的所有重活，且“双抢”都是人工活，其劳动强度可想而知。在那个时候，父亲总是披着星星出门，戴着月亮回家，比在生产队时期的劳动还要辛苦数倍。在“双抢”季节，母亲除了忙家务，也要帮着父亲割稻插秧挑谷晾晒，而我们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也是一身汗、一身泥水帮着大人干着力所能及的农活，抢收抢种。一天下来，真是无法形容的累。
至于“车水”，那真是累人的农活。
“车水”就是人工给没水的或缺水的田地里的秧苗、庄稼引水灌溉。“车水”时，人要用双手紧紧抓住长长的有扣环的木棍，用力去摇动水车一头的转轴，带转叶片，把低处沟渠、河流、水塘的水引到高处的田地里。在我的老家，现在50岁以上的农村人大多应该有过“车水”的辛苦经历。
夏秋之交，早稻已经收割，晚稻也栽插完毕，正处在生长的阶段。这个时候，往往是天气炎热、干旱少雨的季节，年景不好时，甚至一、两个月也见不到几点雨滴，而这个时候稻田里的禾苗也正是最需要水的滋养，如果缺水，禾苗就会枯萎死亡，导致晚稻歉收、甚至绝收。对于在田地里刨食的农村人来说，庄稼绝收就意味着来年要闹粮荒、饿肚子，是天大的事情。所以，为了保苗，为了秋天有个好收成，这时候的村民主要的工作就是抗旱——“车水”。
在我的记忆中，在生产队集体化生产时期，每个生产队至少还有一台抽水机，放在河岸、水库边日夜不停地抽水，人工“车水”只用来辅助抗旱，人还不至于太辛苦。到了分田单干时，单个家庭就买不起、用不起抽水机了，基本上就靠人工日夜“车水”抗旱。
蔚蓝的天空，不见一朵云彩，大地冒着滚烫的热气，酷似一个大蒸笼，这样的暑天，动物们都酷热难耐，在阴凉处躲了起来。而在这样的天气，父亲经常是头戴草帽，赤着脚，扛着四五十斤重的水车，沿着弯弯曲曲狭窄的田埂路，来到河边、水库、沟渠旁，给稻田“车水”。空旷的田野上，炎日高照，瘦弱的父亲奋力挥动双臂，汗水顺着脸庞往下淌，融进了脚下的泥土，水车的水哗哗地往上流，流进了干涸的稻田。
“车水”不分昼夜，也不分时段。只要是田地里干旱，就要扛着水车去“车水”，为庄稼引水灌溉。白天“车水”，要忍受酷热，晚上“车水”，手脚头脸要经受蚊虫叮咬。如果田地的路途比较远，或田块面积比较大，“车水”时间就相对长。如此一来，为了把田地里的水“车”满，父亲常常忍饥挨饿几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直到完成“任务”，才扛着几十斤重的水车，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家。
在十六七岁时，我曾跟着父亲“车过水”，动不动就是半天或一天的时间，身板单薄的我好几次累得要虚脱，那种辛苦劳累的滋味真的不好受。如果双臂不是强壮有力，或身体长得不结实，真的无法胜任“车水”的工作。
修水利是农村集体化生产时期的一项重要农活。在我的家乡，在冬天的农闲季节，青壮年劳力主要干的活就是“作圩”(即修建河湖的堤岸)。父亲生前常和我谈起这事。他中青年时，到过很多地方“作圩”，如本乡镇的什么“七零河”，“红星河”，还有其他乡镇的金埠、下埠、河埠、“西大河”等，最远处到过鄱阳湖边的康山，修筑康山大堤，至于参与开挖的沟渠、水库就更多了。
几十年前的赣东北，冬天的气候非常寒冷，北风呼啸、滴水成冰。在生产大队的统一号令下，父亲同村里的乡亲们一道，自带铺盖到水利工地参加全县、全公社组织的“作圩”“大会战”。工地住的地方通常是用茅草、稻草和木头、竹子搭盖的简易工棚，一排排，一间间，有条件的在地上铺木板，没条件的就在泥土上铺一层厚厚的稻草。民工们晚上就睡在这一排排、一间间用稻草铺就的地铺上。如果工地靠近村庄，则民工们就散住在村民家中，利用村民家的阁楼、堂屋，或空出的房间当宿舍，在里面铺上稻草，几人或十几人睡在一起。
清晨，出工的号子一响，父亲和大伙一起，或扛着铁锹、锄头、镢头，或挑着畚箕、箩筐，浩浩荡荡涌上工地。那时候，“作圩”基本上都是靠人工，没有或很少有机械设备。隆冬季节，工地遇到下雪或打霜结冰，也不耽误民工们的出勤。凛冽的寒风夹杂着雪粒，吹打在人的脸上，刺骨的冰冷和疼痛。父亲和大家一样，没有工作服，没有雨鞋，当然更没有胶鞋。穿在身上的，是自己打补丁的粗布衣服。工地上的人，打赤脚的、穿布鞋的，穿着破旧解放鞋的，五花八门，但更多的人是赤着脚或穿草鞋来挖土和挑土。工地上，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人山人海。人们来往穿梭，肩挑背扛运土。父亲和民工们要从圩堤的底部挑着上百斤的土到堤岸顶部上去。堤岸顶部的土越堆越高，挑土的路程就越来越长，坡度就越来越陡，肩上的担子也就显得越来越重，双腿迈起来也就越来越吃力。
虽是冬天，但高强度的劳动一天下来，人人也是汗流浃背，回到工棚，腰酸背痛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了。而这样的“作圩”往往要连续干一两个月时间，有时临近过年时才能回家。“‘作圩’真苦真累。”父亲生前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人海战术的“作圩”，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结束。后来的水利工程，逐步被机械作业代替，或承包给专业的建筑单位去完成，人工“作圩”终成历史的记忆。
父亲一生体质孱弱，时常患个头痛脑热，从中老年开始，又经常头晕，可以说小病小灾折磨了父亲几十年。父亲头晕的毛病，从来没去医院检查过，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引起。父亲头晕一发作，直接的感受是天旋地转，整个人很难受，必须马上躺下闭着眼睛安静休息，休息了一会后，头晕就缓解了，直至恢复正常。由于父亲头晕的毛病说不定什么时候、且又无任何征兆发作，母亲也为此害怕担心了几十年，怕他在外面劳作时，晕倒在田地里没人看见而发生意外。
我记得小时候，有好几次在大年三十的下午，父亲的头晕又发作了。那时母亲刚刚做好了年夜饭，平日难见的“丰盛佳肴”也端上了餐桌，一家人准备吃饭。父亲突然脸色发白，说：“我头晕难受，要到床上去睡觉。”此时此景，本来我们这些小孩过年兴奋的心情，一下子因父亲的病情而沉重起来，谁也不做声，默默吃着自己的饭。
那时候，感冒发烧也经常光顾父亲，我也就经常被母亲派去请村里的“赤脚医生”给父亲看病。好在父亲病情不重，吃几粒药，或打一针，休息几天，父亲的病情也就好了，从没去大医院治疗过。
被蛇咬伤也是父亲青壮年时经常遭遇的事。夏季的农村，草木茂盛，蔬菜瓜果正在生长的旺季，毒蛇藏在草丛和蔬菜中不易发现。农村人白天去菜地采摘蔬菜，晚上也经常到野外给稻田放水灌溉，或查看稻田里的水势，一不小心，就会被蛇咬着。父亲就有好几次脚和手指被毒蛇咬。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差，父亲被蛇咬伤后，轻微伤自己就采摘一些草药敷上，严重一点的就找村里治疗蛇伤经验比较丰富的村民看，也是用草药治疗，从来没有想过去医院诊治。如此一来，父亲被蛇咬伤的脚、手往往要较长时间才能痊愈，甚至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才能好，耽误挣工分不说，人也饱受痛苦，影响日常生活，后来生活条件好些，买得起高筒雨鞋出门穿戴，再加上手上带根棍子驱赶草丛中的蛇，才没有发生被蛇咬的事件。
父亲到了晚年，身患一些老年性疾病，身体廋弱，不是头晕，就是肚子不舒服，排尿、排便困难也时常发生，虽然这些都不是当即危及生命的重病，但对于一个老人来说，也是够折磨人的了。即使这样，父亲也没有闲着，到了七十多岁的年纪，还是自己种粮，种菜，一刻也没有闲着。后来在我们的反对下，父亲才在八十来岁的年龄，不再下田种稻谷，只在自家的菜地里种些蔬菜自己吃。这时候的父亲母亲，即使身体已大不如前，但也不愿意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每当身体不舒服，要么自己步行到村卫生所找村医看，或者到镇上的药店买药吃。实在抗不下去，母亲才打电话给我，叫我打电话给我的年龄也不小的姐姐姐夫，请他们用三轮车载父亲到镇上的卫生院看病。
约在2020年6月20日的一个晚上，已是87岁的父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醒来后，便对母亲讲述了梦的内容，大意是：他走到一个陌生的路上，突然路没了，桥也断了，找不到回家的方向。父亲还对母亲说，做这样梦，可能是自己的魂魄或者自己的生辰八字被什么勾走了吧。
从做那奇怪的梦的第二天开始，父亲就没胃口，吃不下饭，肚子也没有饿感，唯一能吃得下的就是“营养快线”饮料，其他东西都不想吃。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父亲在我母亲的“强迫”下，一日三餐勉强吃点放了菜水或是用白糖搅拌的稀饭，再一天配一瓶“营养快线”，以致以后几个月里，我每次回去都要带上“营养快线”给父亲喝。7月22日上午8点，我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生病，痛的不得了。当时，我接到母亲电话的那一刻，整个人一下子懵了，匆匆安排了一下工作上的事情，上午9点便开车往回赶，下午到达家后，便带父亲到镇卫生院诊治。经过一番抽血、B超检查下来，医生说父亲身体各项制指标均为正常，没有什么大问题，而父亲会发生腹痛，是因为有胆结石和胆囊炎，人着凉后胆囊发炎引起了腹痛。于是父亲在镇医院输了三天液。三天后，父亲说肚子不痛了，头也不难受了，便回到家休息。但接下来的日子，父亲仍是吃不下饭，只吃一点用白糖搅拌的稀饭和“营养快线”，人也不感到饿。
这样过了20来天的时间，8月11日，母亲在电话中又跟我说，父亲什么东西都不吃。于是我在8月13日开车往回赶，并叫几个弟弟也一起回去。到了家里，看到父亲更消瘦了，精神也不太好。我和弟弟带着父亲去鹰潭人民医院找医生诊治。又是一番检查，结果显示父亲身体机能正常，医生开了一个星期的药，说先吃一个星期的药看看，如果不行再住院治疗。
吃了一个星期的药后，父亲的病情一点也没有好转，而且情绪越来越低落。9月3日，我和弟弟带父亲去鹰潭人民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刚开始是做心电图、彩超、CT、胃镜、肠镜等的检查，没有发现父亲身体有什么问题。后再进行“增强CT”检查，才发现父亲肝部与胆囊之间有一恶性肿块，医生判断是胆管癌，还是晚期。我问医生，能不能做手术。医生说你父亲80多岁了，人这样廋，体质又非常弱，做手术风险很高，也有可能手术后出不来，建议回家做保守治疗。经过和家人商量，我最终决定不给父亲做手术，回家保守治疗。从医院开了一些药后，我开车带父亲回家。汽车疾驰在回老家的高速公路上，想着父亲一生所经历的磨难，想着父亲从此时日不多，我不禁悲从心来、泪流满面……
回到家后，我不敢把实情告诉母亲，怕母亲担心和难过，只说父亲得的是普通的病，在家休养一段时间会好起来。父亲后来也不止一次问我他到底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不想吃东西。我也只能跟父亲撒谎，说您得的是胆囊炎，慢慢会好的。
10月1日，是国庆节，也是中秋节。之前，我和弟弟们商量好了，都要回去，也早和孩子们打好了招呼，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忙、节日有什么安排，都要停下来，国庆假期全家大小都要回老家去，看望爷爷和奶奶。于是，在10月1日这天，大家分别从工作地出发，纷纷返回到了老家。全家19口人第一次在一起照了张全家福照片。在欢庆中秋的那个晚上，父母亲也到我家坐了一会后，和孩子们一起过节。夜深了，月色朦胧，凉风习习，父亲先起身离开回去睡觉，母亲接着也起身。平时，母亲腿脚是很不方便的，这次她却拄着拐杖，快步追上父亲，一只手还扶着父亲的胳膊。两个老人相互依偎着、搀扶着慢慢向几十米远的我小弟家、也是老两口住的地方走去。看到这一幕，我的心里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这次，我在老家待了一个星期，大部分时间都用来陪陪父亲，和他散散步、聊聊天。
11月14日，我再一次偷偷开车回去，事先也没和父母打招呼，为的是不让父母为我担心，就是专程回去陪陪他们。父亲看到我回来，很是高兴，虽然体弱，但精神还好。在老家陪伴父亲的几天时间里，我和父亲到村里四处看看、走走，还带父亲到镇上的理发店理发，尽量满足父亲的心愿。但父亲还是一次次问我，他得的是什么病，为什么不想吃饭，又不饿。我只好一次次“撒谎”，说得的不是大病，慢慢就会好。对父亲“撒谎”的同时，我心里也一阵阵难受。
时间也过得快，转眼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到了农历腊月，也就是到了阳历的2021年了。在这段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母亲通电话，了解父亲的病情。2月4日，四弟媳在电话中告诉我说：父亲的病情很不乐观，不吃东西，父亲也多次说很想念我，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去。这时虽然离过年还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听到父亲想念我的消息，我来不及多想，立即将工作上的事作了一下交代，收拾行李，第二天便和妻子开车回老家去。
下午回到老家，我疾步走进父亲的房间。父亲躺在床上，气色和精神都很差。我喊了一声“爸爸”。父亲“嗯”了一声，表示听到我的喊声，但声音很小，也含糊不清。
此后几天，父亲由于体质非常衰弱，加上天气寒冷，基本上整日整夜以床为伴，偶尔由人搀扶着出来晒一下太阳;基本上没有进食，吃不进任何东西，连一向喜欢喝的“营养快线”也喝不下。我们时不时地给父亲喂食一点奶粉和人参汤，父亲也只能勉强喝进一点点。
虽是如此，父亲的头脑却是非常清醒，思维清晰，还知道他的大孙子、大孙女还没回来，几次问他们什么时候到家，说惦记着他们。此后，父亲便处于弥留状态，时醒时睡。农历12月29日(阳历2月10日)上午，我刚离开一会儿父亲的房间，来到客厅，父亲突然叫弟弟喊我。我连忙跑进去贴近父亲。父亲费尽力气对我说：他死后就埋在莲塘村里的公墓里，墓地要买双穴的(意思是要给我母亲留一个，以后母亲和他葬在一起)。我连忙含泪说我知道了，安慰父亲不要想太多，过完年病就会好了。
此时的父亲，几乎说不出话来，闭着眼睛无力地躺在床上，我们问他还有什么话要交代时，父亲只能用摇头和点头表达他的意思。当听到我姐姐的哭声时，父亲的眼角流出了几滴眼泪。
2021年2月12日(农历正月初一)晚7时，88岁的父亲在全家人的泪光和陪伴中，终于安详地永远睡着了，走完了平凡的辛劳的88年的人生路。
父亲的一生，是忠厚老实的一生，是与人和善的一生。以前，农家每年都要上交国家的公粮，父亲一斤不少，都是早早的把公粮交了。二十几年前，农民的负担很重，一些基层政府的收费项目很不合理，要农民缴纳钱款的名堂五花八门，甚至乱收费、乱摊派。于是，村里就有些人就想着法子拒缴或者拖延不交。但老实巴交的父亲不顾自己家的生活也很困难，朴素地认为政府征收的钱款是一定不能少的，也不能拖欠的。他总是提前、足额完成镇政府、村委会下达的各种收费任务和指标，从来没有欠缴过一分钱。
每次生产队(村里)开会，讨论村里的大小事和村民关心的利益问题的时候。一些村民从自身利益立场出发，在会上你一言我一语，大声喊叫，争论不休，争吵不断。而忠厚的父亲通常是坐在会场角落里不发一语，不闹不争，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静静地听别人的发言。母亲问他为什么不说说自己的想法，父亲则回答说有什么好争论的，队长说什么就是什么，队长会公正决定的。
这就是我忠厚老实的父亲，一辈子不与人争长论短，一辈子不与人争权夺利。
父亲一辈子诚实守信，从不欺骗他人，说过的话一定不会反悔，做过的事责任一定承担，从不诿过他人，从不花言巧语。正因为父亲忠厚老实诚恳，村里的人对他很是信任。父亲在70多岁时，不识一字的他还出人意料地当了几年的村民小组的组长。一些村民都说由我父亲做村组长很放心，也服气，认为我父亲主持村组的事务公平公正，不坑人，不害人，诚实诚恳，正直正派。
父亲做人的信条是：不做损人利己的事，不欺负弱小。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更是这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的。我父亲那一辈人，有练武的习俗，很多人从小便拜师习武，以便强身自卫，同时也在逢年过节时进行舞狮舞龙及武术表演。我父亲也一样，在年幼时便由祖父安排习武，学会了一些拳脚功夫。但父亲一生，从没有以武欺人，即使遭到别人的欺负，也只是自卫防身，不到万不得已，从不主动惹事打架。我小时候，父亲也曾几次将他的功夫招式认真传授给我，怎奈我对习武兴趣不高，加上悟性实在糟糕，只记得“推子手”前面的一两招，其他招式一个也学不会。
父亲的一生，是对儿女给予了全部的爱的一生。都说父爱如山，这在我父亲的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我们家，是典型的父严母慈。父亲不善言谈，也不喜欢啰嗦，尤其是在中青年时期，由于田间劳作繁重，家庭经济负担又重，更是沉默寡语，这点正好与我母亲的性格相反。但父亲说过的话，丁是丁，卯是卯，虽然话不多，但实在，贴心、真挚。父亲把对子女的爱，融进他的情感中，体现在他的日常言行里。
至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生产队集体化生产时期，在农忙季节，村里一般都是统一为全村壮劳力供应早餐——大米饭。父亲吃过早饭回来，总会在碗底留几口米饭舍不得吃，带回来给我和弟弟吃。那时候，由于粮食紧张，不是每家每餐都有米饭吃，大部分家庭日常的主食都是掺合着红薯、芋头、白菜及其他蔬菜。早上饥肠辘辘，即使没有一丁点的下饭菜，就是光吃几口香喷喷的大米饭，那也是一大享受。由于村里集体做米饭用的是大锅大甑，蒸出来的大米饭是又甜又香又有嚼劲。每当父亲端着特意留有几口米饭的碗送到我们床前，我和弟弟便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顾不得手和脸没洗，立马你一口我一口，把碗底的饭粒添了个干干净净。所以，每次父亲去生产队吃早饭，我和弟弟也就躺在床上盼望着父亲快点回来。而父亲也总是如我和弟弟的愿，碗底总会留几口米饭，从不落空。这样的“幸福”，直到分田单干后才结束。
和母亲一样，家里有好吃的、好穿的，父亲考虑的永远都是子女，从来没有为自己想过什么、要求过什么。
记得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天，父亲去我大舅父家做客。刚好那天舅舅家邻村畈头齐家村是赶集日，父亲顺便也去集市上走走。看到地摊上有那时农村难得一见的毛线衣，父亲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要为我买一件。于是，父亲花了身上仅有的两元钱，买了一件灰色的毛线衣，并特地送到学校给我穿。
当我接到父亲送来的这件毛衣时，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要知道，那时候的两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特别是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我和几个弟弟都在读书，家里用钱的地方多得很，家里经济很拮据。况且，在我记忆中，父亲虽然经常去集市买东西，但也是采购家庭日用品，从来没有买过衣服。父亲这次能给我买一件合身的毛线衣，足见其对儿子的爱有多深啊!
给外出的孩子们迎来送往，这是我的父亲和母亲一贯的、雷打不动的做法。我考取初中时，学校要求路远的学生要统一住校。而我家与学校的距离也有七里路远。那一年的9月1日下午，父亲用扁担，一头挑着我的箱子和到学校吃的大米，一头挑着我的棉被、草席等杂物，送我去镇上的中学去读书。由于天气炎热，父亲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不一会便汗流浃背。平日话语不多的父亲，这天兴致似乎很高，一路上不时地和我聊天说话，还叮嘱着我到学校后的一些注意事项。肩上的扁担在跳跃，脚下的泥尘在飞扬，父亲就这样一路风尘一身汗水地挑着担，步行七里路，护送我到学校读书。
到学校后，解下行李，安顿好我的铺盖后，父亲来不及擦一下汗，便抓起扁担转身要回去。我送父亲到学校门口，身材单薄的父亲一手拿着扁担，沿着弯弯曲曲的的小路，快步向家的方向走去。望着父亲的背影远来越远，直至看不见，我还是伫立在原地，直至眼泪模糊了我的双眼，也久久不愿离开……
此后几十年，每当我及弟弟们上学、外出谋生，父亲都维持一贯的做法：接进送出。特别是我们几兄弟走入社会以后，只要听闻我们几兄弟哪个要回去了，父亲和母亲就都要早早地在公路边或村口等候我们的回来，不管等的时间有多长，也无论刮风下雨，从不间断。前些年，有几次我开着车天黑时分才到老家，看到年迈的双亲互相搀扶着，冒着寒风，站在路边等着我的归来，鼻子不禁一酸。
而对于孩子们的每一次外出求学、谋生， 父亲都不顾年迈，一定要坚持帮孩子提着行李，送孩子到公路边上等汽车，或者一路陪伴孩子到镇上的汽车站坐车。直到汽车已经开远了，父亲才恋恋不舍地走路回家去。
不仅如此，父亲的爱，还体现在对自己的刻薄、对子孙的大方上。几十年前，我们几兄弟年龄小，只有父亲和母亲在队里挣工分养家糊口。由于我们家里吃饭的人口多，挣工分的人少，一到年终生产队总结分红时，我们家不但没有钱进账，每年还要往外倒找钱给别人。每到这个时候，就是父亲最难过的时候，一是欠别人的钱要考虑如何挂账，挂在谁的头上，要如何向债主开口，二是过年必须要用的钱从哪里来。父亲一天到晚都和母亲为此想法子，伤脑筋。
即便生活如此艰难，但父母亲也给我们给予了最大的爱。父亲即使自己穿得破旧一些，也要在过年时想方设法给每个孩子做一件新衣，即使自己再怎么辛劳，在过年过节前，买不起鱼肉时就早出晚归不辞辛苦，甚至顶风冒雨地到田野、河沟捉鱼摸虾来改善家人的生活，自己吃差的，把不多的好一点的荤菜都给孩子享用。
后来随着生活的改善，父亲手上逐渐宽裕起来，尤其是在父亲晚年，父母亲再也不用为钱犯愁。但他们的节俭和对自己刻薄的做法一点也没有改变，舍不得吃、舍不得用、舍不得穿。但每当听说子孙们要回来，父母亲就要兴奋好几天，花起钱来一点也不含糊。父亲又是上街买肉买鱼，又是去店里买酒买饮料，话语不多的他就是一个劲的要孩子多吃点，多吃肉、多吃鱼，生怕孩子饿着，生怕孩子吃不好，自己的筷子却老是伸向蔬菜盘子里。
青山不语，内蕴滚烫。父亲的爱，是这样的深沉和炽热。
父亲一辈子没有什么不良嗜好。他一生不喝酒、不抽烟、不赌博(在晚年时学会了抽烟，而且烟瘾很大，后来在家人的要求下，抽了几年的烟也戒了)，唯一爱好的是喜欢看古装戏——赣剧。父亲中青年时，没有时间看戏，当然更没有戏可看。到了晚年，家乡各地村庄经常有地方赣剧团来演出，父亲也就同老伙伴们走村串户去看看戏，无论远近，几乎从不落下一场。我姐姐也知道父亲喜欢看戏，只要她所在村里有剧团来演戏，必定要接父母亲去她家里住几天看戏。
平日，父母亲也喜欢看电视戏剧频道里的古装戏和录像带中的古装戏。晚饭后，老两口就守在电视机前看电视里的古装戏或录像带，看了一遍又一遍，频道换了一个又一个，直到结束。
父亲一生做事认真细致，责任心极强，无论是在生产队做事，还是耕作自己的责任田，或是给别人帮工，父亲几十年来始终如一都是把农活做到最好，做到极致。在农田干活时，总把杂草拔得一颗不剩，把地块整理得方圆有形，该直的直，该弯的弯，田块方是方，圆是圆，有棱有角;在生产队集体出工时，父亲从不偷奸耍滑，总是圆满完成任务，同时，还乐意帮助其他人一同把集体的事情做好;遇到别人来请教时，父亲也是热情地手把手教会他，把自己掌握的技能毫不保留地进行传授。正因为如此，生产队给身体不是很强壮的父亲的每日工分值记为最高，即一天10分。而村里一些缺乏劳力的人家，也总喜欢找我父亲帮工，因为我父亲做事认真、仔细、负责，还不谈条件，好说话。
不仅如此，父亲做农活的认真还体现在对家人的严格要求上。父亲很少在生活上和其他琐事上对家人发脾气，但如果我母亲或者我们这些孩子没有认真做好田里的活，那父亲的严厉就体现出来了。他会毫不留情地对我们发火、发脾气。如果我们仍不改正，甚至损坏了庄稼，挨顿揍往往是避免不了的了。
父亲一辈子爱干净整洁，总把自己的穿戴收拾得整整齐齐，由于家里的经济条件有限，几十年前，父亲很少给自己增添新衣服新鞋袜，穿在身上的要么就是穿了多年的旧衣服，要么就是补丁衣服，但爱整洁的他，出门做客或是上街买东西时，总把自己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把头发梳得溜光，把衣服的褶子捋得平平整整。
父亲爱干净还体现在喜欢扫地上面。早上起来，一般情况下，父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扫把清扫各房间、堂屋和房前空地的果皮、树叶、木屑等垃圾，直到把家里家外的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后，才出门干活;傍晚收工回来，父亲必做的一件事情，也是扫地，把一天的垃圾清扫在一起，或将其焚烧，或倒之树底下做肥料;如果适逢过年过节，或者有难得的清闲时间，父亲只要看到地上有垃圾，就要清扫，一天也不知道扫了多少遍。以致母亲常埋怨父亲，说：“怪不得我们家里穷，财都是被你扫到外面去了。”
晚年的父亲和母亲独守在老家，老俩口互相依靠，生活起居上基本做到自理。母亲做饭洗衣时，父亲就打打下手，做做力气活;父亲外出采买日用品和蔬菜回来后，母亲就负责清洗整理。无事可做时，两个老人就在家里玩玩扑克牌，以打发时间。父亲年轻时的脾气比较急躁，到了晚年却改变了很多，对母亲几乎百依百顺，很少发脾气，对孩子的态度就更和蔼了，言谈间充满了慈祥的爱。我每次回去，总喜欢和我聊聊天，说说话，虽然话不多，但可以看出，父亲对子女的爱，是那样的醇厚，那样的浓。
父亲的爱，没有声音却能感动心灵;父亲的言行，虽然淳朴却影响我的一生。
现在，父亲虽然不在了，但他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心中。
我永远怀念我的父亲!
2025年2月初